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美国热门新闻吐槽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因疫情期间做居家脱口秀在社交网络上收获大量关注。中国网友亲切地称他为“崔娃”。他也曾因为被央视节目报道而兴奋雀跃：我上中国电视了!我出名了!

　　这个生长于南非的小伙子，2011年搬到美国发展，2018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事业上可谓顺风顺水。而这一切与他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密不可分。

　　崔娃在很多场脱口秀表演中都曾提到自己的肤色、父母与故乡。命运给了他最艰难苛刻的开头——出生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父亲是白人而母亲是黑人。他们的结合不但违反了国家法律，也挑战了社会传统和习惯。小时候，他甚至不能和父母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否则全家都会被警察立马拖走。

　　在今天的推送里，崔娃讲述了自己幼时和母亲一起乘坐小巴车的冒险经历，这段文字节选自在他的自传——《天生有罪》。

　　好莱坞大片里经常有那种疯狂追逐的戏码，某人从高速行驶中的车上跳下来，或被人丢下来，摔到地上，滚上几滚，停下，然后站起来，掸掸身上的灰，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事。每当看到那种戏份，我都会想，这纯属瞎扯。被人从高速行驶的车里丢出来可比这要痛苦得多。

　　九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从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上扔了出来。

　　那天是周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我妈、小弟弟安德鲁正在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在我的童年里，每个周日都是属于教堂的。我们从来不会错过礼拜。我妈那时是——现在依然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女人。虔诚的基督徒。

　　在白人教堂结束礼拜，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天色已晚，路上只有几个人。

　　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政府不允许黑人乘坐公共交通，但白人依旧需要黑人来家里擦地板、打扫厕所。有需求，就有市场，黑人创造了自己的交通系统，规划了非正规的民间巴士线路，在法律规范之外，由私人公司承运。

　　小巴生意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几乎等同于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同的帮会负责不同的线路，因此常常会为了争夺管辖范围而大打出手。这里面充斥着贿赂与暧昧的交易、无数的暴力，以及无数为了避免暴力而上交的保护费。你绝对不能去偷属于对手管辖的小巴路线。偷抢别人线路的司机都会被杀。由于不受制约，这类小巴通常都很不靠谱。来，就来了，不来，也就不来了。

　　站在教堂的外面，我几乎都快睡着了。看不到一辆小巴，我母亲终于说：“我们试着搭顺风车吧。”我们走呀走呀，感觉几乎走了一辈子，最后总算有一辆车经过，并且停了下来。司机答应载我们一程，我们上了他的车。

　　上车还没开出三米远，一辆小巴就猛地从右边转到车前，把我们拦了下来。

　　小巴司机走下车，手上拿着一个伊维萨——一种巨大的传统祖鲁武器，差不多就是个粗棍棒。祖鲁人会用这个打碎敌人的头骨。(编者按：祖鲁、科萨，是当时南非的两大主要部落，祖鲁人是公认的战士，柯萨人则以头脑灵活自豪。)另一个人也从副驾位置上走了下来。两人走到我们那位司机的座位旁边，把他从车上拖下去，然后用棍子朝着他的脸就是一顿猛敲。“你为什么偷我们的乘客?你为什么要载他们?”

　　看起来他们是要杀了我们的司机。我知道这种事经常发生。

　　这时我母亲开口了：“嘿，听好了。他只是在帮我个忙。放过他吧。我们上你们的车。我们本来就是在等你们的车。”所以我们下了车，爬进了那辆小巴——我们成了小巴上唯一的乘客。

　　除了是暴力黑帮以外，南非的小巴司机还有个臭名昭著的习惯，就是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对乘客滔滔不绝地评头论足。我们遇到的这个司机格外暴躁。在开车途中，他开始教育我母亲，说她居然会上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开的车。我妈不喜欢被陌生男人教育，跟他说让他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但他听到我母亲对我们说科萨语时，真正被激怒了。

　　现在，他的部落敌人——我妈妈，一个科萨女人，就在他旁边坐着，还带着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混血儿。(编者按：特雷弗·诺亚生父是瑞士人，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影响，未与母子生活在一起。)

　　“哦，你是个科萨，”他说，“这就好解释了。上陌生男人的车。恶心的女人。”

　　我妈一直让他闭嘴别说了，但他一直骂骂咧咧，坐在前排冲她大吼，在后视镜里对我们比手指，样子越来越吓人。然后他说：“这就是你们科萨女人的问题了。你们都是婊子——今天晚上你就该受点儿教训了。”

　　他开始加速。车子开得飞快，完全不停，只会在十字路口稍稍减速，看有没有两边来车，就全速前进。死亡从未离我们如此之近。在那个节骨眼上，她很可能会被强奸，而我们很可能会被杀掉。这些都很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那一刻我们有多危险，我太累了，只想睡觉。而且我妈妈非常镇静，她没有惊慌，所以我也没有慌。她还在试图和他讲道理。

　　“很抱歉我们惹你生气了，师傅。我们可以就在这儿下车——”

　　“不行。”

　　“真的，没事的。我们可以走回——”

　　“不行。”

　　他一路狂奔，整条路上空荡荡的，没有别的车经过。我就坐在侧拉门旁边。我母亲坐在我旁边，抱着安德鲁。她望向窗外，向我靠过来，轻声说：“特雷弗，他在下个路口减速的时候，我会拉开门，我们要跳车。”

　　其实她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见，那时我正在打盹儿。当我们靠近路口时，司机稍微松开油门，开始查看左右两侧的路。我妈靠过来，拉开侧门，抓住我，用她最大的力气把我丢了出去。然后她抓起安德鲁，将他环抱在怀里，紧跟着我跳了下来。

　　一切好像一场梦，直到疼痛袭来。砰!我直接趴在了人行道上。我妈摔在我的右边，然后我们一路滚啊滚啊滚啊滚啊。这时我已全醒了。我从睡眼蒙眬的状态一下子转变为“什么鬼?!”。终于停下来后，我爬起来，但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看看四周，发现我妈也站起来了。

　　她向我转过来，冲着我大声尖叫。

　　“跑啊!”

　　于是我跑了起来，她也跑了起来，没人能比我和我妈跑得还快。

　　解释起来很难，但我就是知道该做什么。这是动物本能，这是我从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爆发灾祸的世界学到的东西。在镇上，当警察带着他们的防爆武器、装甲车和直升机蜂拥而至的时候，我就知道：跑去找掩护，跑去躲起来。我五岁就知道这些了。

　　如果我此前的人生不是那样过的，那么从小巴里被丢出来这件事可能会困扰到我。我可能会像个傻子那样站在原地，说：“发生什么了，妈妈?为什么我的腿这么酸啊?”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妈说“跑”，我就跑。我跑得就像逃离狮口的羚羊。

　　小巴里的人停下车，跑出来追我们，但是他们追不上了，我们把他们甩得远远的。

　　我们跑啊跑啊，一直跑到一家二十四小时加油站，在那里报了警。但那时，小巴车已经早没影儿了。

　　我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完全是依靠肾上腺素在跑。等我们停下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上有多疼。我往下一看，胳膊上的皮擦伤了，全身都是伤口，到处都在流血。我妈妈也是这个情形，但是小弟弟安德鲁倒是毫发无伤。我妈妈将他包裹得很严实，他身上一处擦伤都没有。

　　我震惊地看向我妈。

　　“刚那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要跑?!”

　　“什么叫‘为什么我们要跑’?那几个男的差点儿杀了我们。”

　　“你没告诉我啊!就直接把我从车里丢了出来!”

　　“我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跳车?”

　　“跳车?!我在睡觉啊!”

　　“所以我应该把你留在那儿，让他们杀了你?”

　　“起码他们杀我之前会把我叫醒吧。”

　　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互呛。因为自己从车上被丢下来的事，我太迷惑也太生气了，所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刚救了我的命。

　　直到我们的呼吸渐渐平和下来，警察过来载我们回家后，她才说：“好吧，至少我们安全了，感谢上帝。”

　　我已经九岁了，我明白得多了。我说：“妈妈你看。我知道你爱耶稣，但也许你可以问问他，下周要不要来家里见我们。因为今晚的事真的一点儿都不好玩。”

　　她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开始放声大笑。

　　我也笑了起来。

　　午夜里，我们站在一起，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两人的胳膊和腿上满是血污和土渍，罩在路对面加油站的微光中，忍着疼，一起大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