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目前學界公認最早的殷商甲骨文算起，漢字至今已經歷了約三千五百年的風雨。生生不息的漢語言簡意賅，在聯合國用多種語言同時發布的文件中，最薄的那本一定是中文本——

　　漢字，「會說話」的中華文化符號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师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2014年10月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而承載着數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文字符號就是漢字。撇開學界關於商代之前各種出土符號的爭議不談，從目前學界公認最早的殷商甲骨文算起，漢字至今已經歷了約三千五百年的風雨。這個歷程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同舟共濟，在吸收融合外來文明並形成漢字文化圈的同時，也曾遭遇過外來文明的挑戰與沖擊，但漢字頑強的生命力與強大的包容性，使它最終成為世界古老文字中唯一沒有間斷並傳承至今的奇跡。

　　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漢字始終與國家命運風雨同舟。我們可以總結出一條大致不謬的規律，即國家統一時漢字的形式也相對統一(如秦漢時期);諸侯或邦國割據時漢字的形式相對多樣(如戰國和魏晉時期)。但無論如何，漢字的發展脈動和各種文字形式的內在關聯從未中斷。從殷商甲骨文發展至今，漢字大致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商周至春秋

　　由群眾創造，為廟堂專用

　　漢字的產生，對中華先民而言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以致西漢人劉安用「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來描述傳說中倉頡造字的神話。而對該句之注解始於唐人張彥遠：「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可見中華先民對漢字之崇拜與景仰。

　　毫無疑問，漢字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在成熟的甲骨文之前，漢字一定有一個甚至多個更早的源頭。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個例子」(《門外文談》)。但我們目前所見成體系的最早文字形式——甲骨文，卻基本是為商王室所專用的，西周文字的使用範圍雖有所擴大，但仍局限於周王和貴族之間。當時的漢字是高不可攀的廟堂文化，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東周時期。商代用於佔卜的甲骨文和西周禮器上主要用來歌功頌德的金文，都無不證明當時文字高高在上的地位。換言之，在當時是否會使用漢字，既是文化地位的象征，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由人民群眾創造的漢字長期被廟堂所壟斷。

　　漢字由廟堂向民間回歸始於春秋時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之所以偉大，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自他開始漢字才由廟堂向民間傳播，這是一個漢字從人民群眾中來，又到人民群眾中去的回歸。孔子是將漢字由廟堂向民間傳播的文化偉人，他校訂六經，興辦私學，有教無類，桃李滿園。經過數代的流傳，本來高高在上的漢字逐漸在民間普及，同時由漢字承載的中國先秦文化也傳到民間。此後，自上而下的文化與自下而上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推動着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考古發掘中，出土了「黑夫」與「驚」兩兄弟的木牘家書，這是考古發現中最早的家書，此兄弟二人皆是秦國的普通士兵，其家書充分說明了當時漢字在民間的普及。

　　戰國至秦漢

　　篆隸時代的文字混亂與統一

　　商朝與西周雖然實現了相對統一，但與後來統一六國的秦帝國尚不能同日而語，二者存在「王」與「帝」的本質差別。但商周時期的漢字尚處於成長發展階段，又為廟堂所壟斷，所以文字的發展軌跡仍然朝着越來越規範的方向發展。然而時至東周，進入了春秋和戰國兩個戰亂時期，各諸侯國之間因長期割據而出現了「文字異形」的局面(《說文解字·敘》)，漢字發展的地域特點越來越明顯，以至於六國文字之差異達到了各諸侯國間不能相互釋讀的程度。

　　統一六國的秦始皇在「六王畢四海一」(《阿房宮賦》)的背景下推行「同書文字」(《嶧山刻石》)政策，這是漢字尚處於篆書形式時期的整合，也是漢字史上的第一次整理與統一。雖然當時有「秦書八體」(《說文解字·敘》)之說，但統一後的漢字形式是通過小篆規範。秦朝通過頒發用小篆書寫的讀物《倉頡篇》《爰歷篇》和《博學篇》，迅速實現了文字統一的大業，在「正文字」和「教小學」方面發揮出巨大作用。但新推行的小篆並不實用，所以也不可能實現完全意義上的普及，而是僅僅應用於官方刻石和部分官方政令等極其狹窄的領域。加之秦朝短祚，致使後來的秦小篆應用範圍越來越小。盡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忽略秦始皇在漢字統一方面的功績，秦小篆首次以國家政令形式為漢字確立了一種規範，它不僅因中國第一部字典——許慎(約58年—約147年)《說文解字》之推介而成為學界研究先秦文字的通津，同時也成為書法藝術領域的一支豔麗花朵。

　　幾乎與官方以小篆統一文字同時，先於小篆就已萌芽的另一種民間新書體——隸書，在經歷了由秦隸到漢隸的漫長演變之後，因高效實用的優勢被應用於更加廣闊的領域和場合。由篆書演變為隸書的過程叫做「隸變」，隸變是漢字發展演變史上第一次顯著的形體質變，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岭。隸變的結果，一是改變了此前篆書的象形性特點而逐漸符號化，二是大大提高了漢字的書寫速度。秦篆漢隸，既是大一統秦漢王朝的標志性文字符號，也是秦漢兩朝的標志性書法藝術形式。歷史上的古今文經學之爭，僅從漢字形式上講就是篆隸之別。鑒於當時流傳的經書版本各異，且多有穿鑿附會、臆造別字現象，東漢熹平年間，議郎蔡邕(133年—192年)等用隸書書寫的《熹平石經》四十六碑，即中國最早的經典刻石，立於洛陽太學講堂，對維護和推動文字的規範與統一起了積極作用。

　　魏晉至清

　　楷書時代的文字整合與延續

　　從漢末魏晉之亂到大唐盛世，是楷書從產生到成熟的過程，同時也是漢字發展演變史上的又一次由亂到治的過程。此時期的漢字又完成了一次變形過程——楷變，書寫更加便捷的楷書取代了隸書並得以逐漸發展成熟。自此，楷書也成為使用時間最長且至今仍未被取代的漢字形式。

　　與漢字命運相伴隨的，是自東漢亡國直至隋朝統一之前，中國又經歷了一次朝代更迭、戰火頻仍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加之其間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漢字再度遭遇了無統一管制狀態下的自由發展階段。親歷了當時戰亂，並由南梁而入北齊，又由北齊仕隋的顏之推(531年—約597年)描述當時的文字紛亂情況說：「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云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顏氏家訓·雜藝》)。這種文字紛亂的局面是新統一而與秦朝同樣短祚的隋朝無力解決的，所以，漢字的整合工作一直推遲到了唐玄宗時期。

　　這項工作是由顏之推的第四世孫顏元孫着手做的，顏元孫是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的伯父，他編纂了一部《干祿字書》，「是書為章表、書判而作，故曰‘干祿’」(《四庫提要》卷四一)。書中將當時的漢字分作正、俗、通三體，並規定了三種字的應用場合。該書於唐大歷九年(774年)經顏真卿書寫勒石流傳，成為當時文人用字的重要參考。可見漢字的第二次整合，起初並非官方行為而是文人的個人行為，但對當時的文字規范起了很大作用。此後又有多種字書問世，最著名的是清朝的《康熙字典》，但以上字書只是對漢字的收集與歸類，所以，不但沒有影響漢字的發展，而且使數量日漸增多的漢字形式得到了完整保留。宋元明清時期，漢字一直一帆風順地發展，盡管其間有蒙(元)和滿(清)兩個少數民族皇帝統治的王朝，但漢文化的強大根基，決定了漢字依舊是中華民族文字符號的主導者。

　　20世紀

　　漢字遭遇兩次生存挑戰

　　時至20世紀，具有悠久歷史的漢字卻面臨了兩次生死存亡的大挑戰。一次是20世紀初開始的漢字拉丁化運動，另一次是20世紀末的電腦輸入法。前者主要是人為原因所致，後者則是客觀的信息時代科技挑戰。無論是哪種原因，都險些使延續了三千多年的漢字遭遇滅頂之災。

　　早在明清時期，為學習漢語和傳教目的，西方傳教士曾做過用羅馬字母注音漢字的實踐，這是漢字拉丁字母注音實踐的源頭。20世紀初，受西方語言學界世界文字「三段論」(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須經歷表形、表義和表音三個由低到高的階段)誤導，加之當時國人對漢字的性質尚缺乏正確認知與定位，致使這一理論成為當時思想激進者認為漢字落後，進而主張廢除漢字、推行漢字拉丁化的理論基礎。在向西方學習思潮的影響之下，當時激進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紛紛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如錢玄同「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1918年);蔡元培「漢字既然不能改革，盡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漢字改革說》1922年);甚至一生用漢字創作的魯迅先生也視漢字為「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關於新文字》1934年)。然而理論依據的錯誤，尤其是漢字拉丁化實踐過程中遇到的諸如方言、同音字詞等問題，使漢字拉丁化半途而廢，而不得不被權宜的漢字簡化方式所替代。可以說，自民國政府時期開始推行的漢字簡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使漢字最終走向拉丁化道路所做的過渡性工作。漢字拉丁化的激進想法與實踐，險些切斷了延續數千年的漢字基因，今日思之，令人不寒而栗。現代語言學研究，不但認識到了世界文字「三段論」的荒謬，而且也認識到了漢字進入形聲造字階段之後，本身也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表意文字了。實踐證明，漢字是最適合記錄漢語的文字符號，中西文字之間並不存在發展階段的差異，也不存在孰優孰劣之區別，而只是發展方向不同而已。

　　同樣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因中國大陸和港澳台地區的漢字簡化要求與程度不同，致使今日之漢字尚有地域上的繁簡差異。近年來大陸學者提出的「用簡識繁」主張與實踐，以及港澳台地區逐漸認識和接受簡化漢字的趨勢，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着這種歷史上形成的和而不同。

　　20世紀70年代，隨着西方人發明的電腦問世與普及，漢字又一次遭遇全新的科技挑戰。漢字能否輸入電腦，是其在新的信息科技時代能否與世界接軌的大事，這使得經歷了數千年風雨的漢字再次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為攻克這一技術難題，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海內外華人經過長期不懈努力，先後開發出多種漢字操作系統和漢字輸入法。輸入法雖不是漢字本身，而只是維護漢字在當代生存的外在技術保障，但漢字輸入法的努力與成功，無論從思想感情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體現了海內外炎黃子孫對漢字與中國文化的赤子之心與摯愛之情。飽歷風霜的漢字歷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漢語言簡意賅，在聯合國用多種語言同時發布的文件中，最薄的那本一定是中文本。

　　(作者：楊加深，係山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