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憲容

　　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目的，就在於如何達到有效的匯率形成機制，讓人民幣的價格市場化、國際化，成為國際上認可的貨幣。人民幣匯率波動作為手段就是在不同的經濟態勢下，通過人民幣匯率波動來促進本國經濟的成長及平衡國際貿易之間的利益關係。因此，如何達到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平衡，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及國際化最為重要的一步。

　　人民幣匯率開始轉強

　　比如，2015年人民幣匯率制度811重大改革，目的就在於適應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讓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標準，讓人民幣在IMF信用擔保下成為國際上認可的貨幣。由於中國金融市場是由計劃經濟轉軌而來，當時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低，從而使得這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劇烈貶值與波動，結果是資金外逃、國家外匯儲備急劇減少、人民幣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比重快速下降，更遠離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不過，這次改革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有所提高。

　　從2018年起，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中國貿易戰火，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增加關稅，中國則以人民幣匯率為手段，讓人民幣匯率貶值來對沖美國的關稅，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由6.24貶值到最嚴重時的7.20，在此期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貶值幅度達15%以上。但是，以人民幣匯率貶值為手段來對沖特朗普的關稅，更容易遠離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目的，人民幣國際化及市場化的程度降低。比如，在此期間，人民幣佔全球外匯儲備的比重到2019年底下降到1.9%，直到2020年第二季度，人民幣匯率開始回升，人民幣佔國際外匯儲備的比重才上到了2.02%，創2016年第四季IMF報告有關資料以來新高。可以說，在此期間，人民幣匯率無論是國際化程度還是市場化程度，都沒有提升，反而後退。

　　不過，隨着最近內地股市及香港股市向好，人民幣匯率也出現快速上升的態勢。如今年7月7日，人民幣的離岸價（CNH）早段曾升到6.9966。這是今年3月18日以來首次升破「7算」；人民幣的離岸價在7月6日已經開始轉強，漲幅達0.78%，這是今年以來最佳表現。因為，人民幣離岸價在3月新冠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後，曾跌穿過7.15，至5月底香港國安法開展立法時，再度觸及2019年3月的7.1965，還好沒有失去7.2大關。近一個多月，人民幣匯率開始轉強，由近7.2升值到6.9966，升幅達近3%。

　　有人認為，近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然轉強，很大程度上與美元走弱有關。

　　3月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大流行後，全球金融市場處於絕對恐慌的狀態下，許多國家的股市及匯市都大跌。而全球金融的極度恐慌必然導致在國際市場流動的熱錢流向最強勢的貨幣及相關的資產下規避風險，從而造成當時全球金融市場的「美元荒」，刺激美元匯率上升。人民幣作為非美元貨幣，美元的強勢自然是人民幣的弱勢，人民幣隨之貶值。

　　但是近一個多月來，3月中美元流動性緊張所導致美元強勢的態勢已經緩解，美聯儲與各國央行貨幣互換協定（Central Bank Liquidity Swaps）規模由5月底高峰期的4489.46億美元，下降到7月初的2254.14億美元，減少幅度達2235億美元，比美聯儲總資產規模減少1600億美元還要多。特別是，隨「美元荒」的緩解及美元匯率回吐，市場又傳出美元將會大崩盤的呼聲，所以，非美元貨幣基本上是升值的，人民幣匯率也在美元匯率貶值中升值。也就是說，最近人民幣匯率升值更多的是順應了美元匯率變化的大勢。

　　匯率波動須注重目的性

　　但實際上，在以信用貨幣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匯率變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關係調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在目的與手段之間達到平衡。就是要讓人民幣真正成為國際上所認可的貨幣，就得建立起市場化的匯率形成機制，讓人民幣匯率真正反映國家的經濟實力及國家的信用，這是確定中國現代金融市場制度、保證中國金融市場繁榮及股市繁榮的關鍵。因為，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只有國家的信用為國際市場認可及穩定，人民幣及人民幣下的資產才能為國際投資者所青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是把人民幣匯率作一種對沖美國總統特朗普增加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關稅的工具及手段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就當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來說，要借助美元匯率弱勢重新確立一個新的定位或新的水準，保證人民幣順勢升值。

　　所以，在當前的情況下，中美貿易之間的矛盾還會可能加劇，中美之間的這種關係仍然得影響人民幣匯率及造成人民幣匯率波動，但人民幣匯率波動更是應該跳出這種工具性、對沖性，而且是要更注重目的性，這是促進中國經濟長期穩定發生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