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子文

       人大決定包括4名早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反對派議員在內的全體議員續任，也沒有加入重新宣誓的要求，顯示中央沒有把反對派排除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建制架構。然而，對於中央的好意，反對派仍然在所謂「總辭」問題上左搖右擺。面對「攬炒派」的施壓，反對派一直被牽着鼻子走，一時表示留任，一時又表示要考慮；部分如陳志全、朱凱迪之流，既表明不留任，但又不願意辭職。香港已經沒有內耗和分裂的本錢，反對派是留是走應及早決定，盡早結束「總辭」鬧劇，讓立法會可以聚焦抗疫民生。

      主流反對派立場

       現時人大的安排是最符合香港利益的安排。人大沒有設立「臨時立法會」、沒有DQ反對派議員，顯示中央希望釋除政爭，讓香港重回正軌，反對派有何拒絕之理？他們一直在「總辭」上患得患失，真正原因並非是他們不想留任，恰恰相反，不論從議席、薪津、權力等考慮，反對派都沒有辭職的理由，而近日不少反對派元老及學者都呼籲反對派留守，反映的正是主流反對派的立場。

       反對派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攬炒派」一直向他們施加巨大壓力，要求他們辭職以示抗爭之心，更拋出所謂「選民只授權4年」的理論，意思是反對派已經沒有民意授權留任云云。「攬炒派」的「總辭」邏輯根本不值一駁。首先，如果「攬炒派」認為辭職就是抗爭，他們為什麼去年又要爭區議會議席，現在又不辭職？如果他們認為反對派不應留任議會，這樣他們明年也不應該參選，否則今年辭職了，明年又參選，請問當中邏輯何在？至於所謂「民意授權說」，反對派支持者投票支持的是現任反對派議員，而不是當前這班「攬炒派」，「攬炒派」有什麼資格以民意為名逼反對派「總辭」？

       然而，反對派卻失去了自身的意志和底氣，面對「攬炒派」的無理施壓不敢直斥其非，反而在「總辭」上進退失據。不過，是否「總辭」，有多少人留任或辭職，是反對派自身的事，對立法會運作而言，就算反對派真的「總辭」，天也不會塌下來，在建制派緊守崗位之下，立法會各項撥款、議案一樣可以推進，「總辭」與否根本無關宏旨。但同時，立法會議員用的是公帑，反對派如果真的「總辭」，就不應再拖拖拉拉，應該立即辭職，政府也停止發放薪津，一方面既然他們要走也不必挽留，至少可省下一點公帑，另一方面各界都希望盡快結束這場「總辭」鬧劇，可以集中精力在正事之上。

       香港應配合國家新經濟戰略

       這次疫情對香港經濟民生的衝擊史無前例，香港過去從未試過長時間儼如「封港」狀態，經濟猶如死水，民生飽受摧毀。立法會復會後，更應該多就經濟民生提出建議，尤其是10月的施政報告，關係到香港如何戰勝「疫」境，更需要立法會議員建言獻策。

       同時，香港更需要及早部署疫後經濟重建，配合好國家「國內大循環為主」經濟戰略。中央近日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標誌着中國為應對國內外形勢，重定發展格局的重大改變。香港如何順應這個「國內大循環為主」的主調，將是疫後發展的關鍵。香港社會應該全力研究如何在國家新戰略下，加強香港的角色和功能，立法會未來一年也應該帶動有關討論，推動政府積極配合國家戰略。

       香港有大量經濟民生工作需要推進，立法會肩負重任，反對派如果有心留下，就應該切實履職；如果要走，就應該早作決定，不要拖政府抗疫保經濟民生的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