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香港商報董事總經理 张介岭

　　8月25日上午，劉鶴副總理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通話，雙方就加強兩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等問題進行了具有建設性的對話，同意創造條件和氛圍，繼續推動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稱，中美都認為雙方在確保協議成功落實方面取得進展。聲明說，中方大幅增加購買美國產品，並列舉了中方需要作出什么行動，以實現貿易結構性改革，進一步保護美國的智慧財產權、消除對美國企業在金融服務與農業領域的障礙，以及取消強制性技術轉讓等。

　　從美方聲明中不難看出，中美貿易依舊存在相當大的張力。不過，這仍不失為一種積極信號。在雙邊緊張關係不斷升級、中美高層經貿通話被押後之際，雖然兩國互動態勢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但至少雙方都認同履行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取得進展，承諾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協議成功，使人彷彿在漫天黃沙的沙漠中隱隱看到了一方綠洲。

　　不容否認，中美經濟發展至今，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經濟深度融合情況下，中美經濟完全脫鈎幾乎是不可能的。怨也好，恨也罷，作為當今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然而，事與願違的是，不管出於什么需要，美方一些人始終將中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8月25日，國務卿蓬佩奧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時再次大肆撻伐中國，拿新冠疫情做文章，渲染所謂「中共威脅」，頌揚特朗普揭開了中共掠奪和侵略行為的面紗; 終止了與中國荒謬和不公平的貿易協定;會將流失到中國的工作機會帶回美國，等等。

　　蓬佩奧的表態絕非一己之見。早先一天，特朗普競選連任陣營宣布，將「終止對華依賴」列為第二任期十大重點之第三位，內容包括從中國撤回100萬個製造業工作機會，為相關美企提供稅收減免;製造業務遷回美國的關鍵行業，如製藥和機械業等，可享有全額費用減免;不允許將工作機會外判給中國的公司獲得聯邦政府合同;要求中國為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擴散負全責。

　　美國對華打壓仍在發酵。8月26日，美國商務部網站發布聲明稱，將24家中國企業列入制裁「實體清單」，原因是這些企業「幫助中國軍方在南海修建人工島」「參與南海軍事化」。

　　顯而易見，特朗普政府圍堵中國，已無所不用其極，簡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分析指，中國拒絕美國的霸權並不意味著中國自己在尋求霸權。事實上，中國要趕上美國，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人均GDP還不到美國六分之一，甚至要實現基本經濟發展目標仍任重道遠。實力相差如此之大，美國還不遺餘力地鼓噪「中國威脅論」，實在是不厚道。

　　中美關係落到這般田地，令人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有關中美衝突不可避免的論斷。他預言，美中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衝突的根源是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異。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怎樣的經濟聯繫，根本上的文化差異將使二者無法同居一室。

　　亨廷頓的看法有點過於悲觀。中美固然意識形態不同，社會文化迥異，但並不等於說兩者一定會水火不容。換個角度看，或許正是因為不同才會相得益彰，更有助於不斷磨合，促進融合，將人類文明引向最佳發展路徑。為此，中美需摒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心理，當務之急是確保良性競爭，不能你死我活， 相鬥至死方甘休。

　　這就需要維繫並加強經貿互動，並以此為紐帶給雙邊關係注入更多穩定劑。早在17世紀，西方先哲就認識到，貿易增加意味著戰爭減少。當時的法國學者艾默裏克·克呂塞指出：「在獲得啟蒙之後，經濟人之間的互動會導向國家的相互依賴與和平。」到了18世紀，孟德斯鳩、康德等人也闡述了「貿易的天然效應將導向和平」的觀點，亞當·斯密和大衞·李嘉圖等人的自由貿易理論又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

　　19世紀5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理查·科布登提出的「貿易和平論」強調，自由貿易與和平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內在聯繫，「過去與現在自由貿易是上帝賦予人類的最好的外交手段，沒有比自由貿易更好的方法能夠讓人類和平相處。」

　　進入20世紀後，英國學者諾爾曼·安吉爾進一步從比較成本的角度，論證了貿易與和平的關係。他認為，雖然戰爭在過去是有利可圖的，但由於現代戰爭能摧毀貿易紐帶，因而無異於是一種「商業自殺」行為。

　　另一方面，貿易並不總是一種維護和平的力量。當代西方著名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大師羅伯特·吉爾平就認為，經濟相互依存還不能保證合作將取代衝突。隨著經濟相互依存性的增加，國家變得更擔心失去自治權以及擔心諸如進入外國市場、原料來源的安全以及相互依存關係的代價。當今世界國際關係的基本問題仍是對國家之間權力發展不平衡的後果進行和平調整的問題。

　　儘管在貿易與和平關係問題上，一些學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貿易作為國際關係潤滑劑，甚至壓艙石的作用不可否認，正如約瑟夫·奈所指，貿易具有「外溢」功效，經濟貿易等功能性領域的相互依賴可以擴展到政治領域，增強貿易夥伴間的政治聯繫，從而改善長期合作的前景。

　　引經據典，費那么多筆墨，無非是想凸顯經貿互動對創造和平繁榮的重要性。當然，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僅是國際貿易作用的結果，還與國際、國內政治、主觀和客觀，甚至個別領導人的起心動念密切相關。在這方面，中美貿易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專家認為，在特朗普政府治下，中美兩國之間的互相依存有被武器化的趨勢，給經濟秩序和安全秩序均帶來了挑戰。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說過：「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毋庸置疑，中美兩國在經貿、安全、核不擴散、能源、反恐、氣候變化、世界經濟復蘇等雙邊、地區性乃至全球性問題上有廣泛的合作空間。

　　所謂「所挾持者甚大」應不止於上述事項，還須「其志甚遠」。儘管中美「道不同」，但地球之大，完全容得下兩種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意識形態，兩國政治家都應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出發，求同存異，互相尊重，「Live and let live」，共謀人類社會福祉。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中國人喜歡說的「和氣生財」四個字。無論兩國關係如何波濤洶湧，中美都須堅持落實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並儘快啟動第二階段經貿協議的磋商，這有利於擴大共同利益，有效穩定雙邊關係。任何國家，任何政治家，最大的忌諱就是意氣用事，即使不在乎氣候變化等高大上內容，也不能與錢過不去。而置經貿合作於不顧，一味好勇鬥狠，損人不利己，弄不好還會生靈塗炭，殃及天下，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