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40年的發展，深圳從海邊一個小漁村發展成享譽國際的大都市，速度震驚世界，創造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新里程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40年的深圳發展史就是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它更抒寫了40年深圳與香港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和衷共濟，攜手發展的輝煌篇章。本文摘編了一些香港學者的對於深圳40年以及深港合作的觀點。

　鄭永年：深圳的崛起是當代中國的縮影

　深圳的崛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一個世界奇蹟，實在來之不易。深圳的成功並不特殊，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那麼，深圳的成功背後體現出哪些其他城市可以借鑑的要素呢？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席教授鄭永年表示，首先是領導力。深圳的領導力離不開有效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在過去的40年裏，中央政府充分授予深圳方方面面的權力，無論是法律層面還是實際政策操作層面。有了充分授權，深圳才能發揮出巨大的地方創新能力。

　其次，深圳確立了有效的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深圳的社會穩定來自對社會公平的追求、來自深圳居民的真實獲得感、來自社會機會的開放性。就深圳而言，政府的政策過程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政策一方面受社會影響，另一方面又不會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或者特殊的「民意」所挾持，因為政府需要通盤考慮社會整體的利益。

　第三，深圳有效處理了發展與制度創新之間的關係。發展和制度之間的關係在於：發展需要製度創新，但發展的成果需要制度作為保障。因為中央政府的充分授權，深圳的制度創新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正是這些制度創新促成了深圳方方面面的快速發展。

　第四，深圳也有效實現了外部資本與內部資本的平衡。深圳開始時一窮二白，發展從外資起步。沒有外資尤其是港資的進入，深圳早期的發展會變得極其艱難。但在完成早期發展階段之後，深圳充分重視內資的作用，培養了數量龐大的本土企業。

　鄭永年還表示，深圳的發展對其鄰居無疑具有很深刻的借鑑意義。深圳早期的發展實際上獲益於香港，不僅僅是來自香港的資本，更是來自香港轉移出來的產業。客觀上說，香港的發展已經離不開珠三角，更離不開深圳。無論是金融還是教育，香港必須有服務對象，那就是大灣區。

　大灣區建設、深圳的社會主義先行試驗區等重大政策議程既是對香港的挑戰，更是香港的機遇。

　王于漸：港法制可助力深圳營商環境

　本身為經濟學者的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王于漸表示，深圳現時正處於轉型階段，由過往主力發展電子及電競產業，朝向科技創新的方向進發，惟發展創意產業將會面對版權等一連串難題需要處理；一水之隔的香港則是採用普通法的地區，對私有產權的保障更為全面，因此可以即時補位，為深圳的商業機構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助當地建立更便利的營商環境；同時深圳亦為香港的高端產業帶來新機遇。

　隨着深港兩地商貿往來增加，王于漸強調，香港現時最大的優勢，為本港是中國境內唯一採用普通法的地區，對私有財產及個人自由的保障較強，法律上採無罪假定的原則，有助創新產業的發展；在有關法例下，在未有法庭判決之前，法庭一般假定版權屬於生產或營運者。反觀中國其他成市均採用大陸法，在未有法庭判決前，部分商品難以判斷版權誰屬。

　深圳近年不斷發展科技金融業，王于漸指，由於科技金融產品眾多，涉及多項版權問題，因此正好為香港金融機構帶來新機遇，可走入內地發挖更大的市場；同時香港在醫療產品及生命科技等領域，仍有相當大的優勢，反而深圳現時過去主力發展電子及電競業，因此香港亦可為深圳的發展朝向多元化，互補長短。

　王于漸亦指，深圳本身高等學府不多，惟卻吸納全國的人才，當中包括為處毗鄰的本港，因此香港教育界若能不斷提升學術地位，並可應聚焦科研的發展，香港亦可隨着內地的升軌，不斷發展。

　他表示，若深港兩地能夠加強合作，將可互補長短，繼續成為良好的合作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