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宏海

　20世紀30年代，從羅香林教授出版《客家研究導論》算起，「客家學」作為一門學問，已經有近百年歷史了。在此發展歷程中，「客家學」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研究機構日益增多，研究論著層出不窮。在新的歷史時期，吾輩同仁作為來自羅香林教授家鄉梅州的後輩學人，在繼承前賢的學術遺產基礎上，我們對梅州客家研究歷史作了回顧與梳理。關於客家研究的發展歷程，學者周建新教授曾經撰文大致歸納和總結為四個時期：

　1.興起期（19世紀初期至20世紀初）：代表性研究成果是徐旭曾的《豐湖雜記》。

　2.興盛期（20世紀初至50年代）：以羅香林為代表奠定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客家研究。同時，「陳寅恪、顧頡剛、羅常培和鍾敬文等國學大師們就曾關注客家文化」。

　3.沉寂期與發展期（20世紀50至80年代）：香港、台灣和海外地區的客家文化研究持續發展，但在「文革」前後的一段時間，「客家文化研究在大陸受到了冷落，幾乎形成空白，陷入停滯狀態」。

　4.復興和高漲期（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逐漸發展成為一門「蓬勃的顯學」。

　對周建新教授上述四個時期的劃分，筆者總體上贊同。但他疏忽了一點：客家民俗學的研究，是梅州學人在20世紀80年代初最早開展的研究方向，是為「先聲」。因為談及客家文化研究的復興，如果將其視作開風氣之先的話，可以回溯到1983年「從北京發起、吹暖至嶺南的民俗學研究熱」。當時正處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文化學術界也有復興的氣象和衝決的勇氣。包括客家文化在內的民族傳統文化開始萌芽新生，眾多海外、港澳台的客家鄉親回內地尋宗問祖，出現了「客家熱」。

　1983年5月，當代民間文藝學泰斗、被譽為「中國民俗學之父」的鐘敬文教授倡導創辦了中國民俗學會；同年7月，經由廣東省民協推薦，筆者作為嘉應師範專科學校（現嘉應學院前身）的青年教師，參加了在中央民族學院舉辦的首屆全國民俗學與民間文學講習班，成為鍾敬文教授的一位「編外」門生。作為客家研究的老前輩，早在1927年就編纂出首部《客家情歌集》的鐘老，對我這位客家小老鄉熱情有加，多有指點，並寄予厚望說：「客家山歌要繼續整理，客家研究也要搞起來。客家民俗資料豐富，有很多東西可研究挖掘，希望你們努力。」

　帶着鍾老的囑託，我回校後向學校與中文系領導匯報，得到領導大力支持。1983年11月13日，梅州第一個客家研究學術團體——嘉應師專客家民俗研究會正式成立；是年12月16日，《客家民俗》作為《嘉應師專報》的增刊創刊，創刊號即由鍾敬文教授題寫刊名。據著名民俗學家王文寶先生在《中國民俗學發展史》載：《客家民俗》是國內新時期最早創辦的民俗文化報刊，亦成為當時廣東民俗研究最為活躍的領域；時廣東省民俗學會副會長、客籍學者蕭亭先生更是評價道：《客家民俗》的創辦「掀起了客家研究熱」。

　1983年12月16日，《客家民俗》作為《嘉應師專報》的增刊創刊。被譽為「中國民俗學之父」的鐘敬文教授，不僅題寫了刊頭書法，還在「報眼」顯要位置刊發了他的《五絕二首》。

　《客家民俗》創辦後，開設了「客家風情」「客家民間故事與傳說」「民俗論壇」等專欄，內容涵蓋客家歷史文化、民間文學創作、生產、生活、居住、建築、服飾、飲食、婚嫁生養、喪葬祭祀、節氣節日、社會禮儀、姓氏族譜、宗教信仰、規箴禁忌、教育、衛生、醫藥藝文以及歷史名人、華僑歷史、僑居地社會習俗等。從而在校園內掀起一股客家研究的新風，同仁們還把研究視角迅速從民俗研究拓展到客家研究的各個領域，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以嘉應師專為核心的梅州客家研究一時風生水起、人才濟濟、弦歌洋洋，更帶動了福建、江西客家研究的興起並與之進行學術交流，也為爾後成立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打下了基礎。

　誕生於校園內的《客家民俗》的創刊，引起梅州宣傳文化界的關注，並醞釀籌建市級民俗學會。1984年12月，廣東嘉應民俗學會成立，時任中共梅州地委宣傳部部長的羅濱為會長，地區文化局局長張志瑤為副會長，文化局社文科科長陳美豪為秘書長，我為副秘書長。一批梅州籍名人、鄉賢如呂志先、楊應彬、羅明、盧偉良、梁集祥、陳景文、劉錦慶、黃藥眠、杜埃、李伯球、曾昭璇、吳宏聰、吳啟彥、李慶芬、郭明、黃光正、連貫、梁普卿等俱來函或題詞祝賀。

　應該指出的是，在《客家民俗》創辦及發展過程中，我與陳美豪自始至終都相互支持、通力合作。1985年，我調動到深圳市文化局工作。經內部協商，徵得嘉應師專同意，《客家民俗》出版三期後，轉由廣東嘉應民俗學會負責，由陳美豪接手具體編務，我在深圳給予協助。作為嘉應民俗學會秘書長的陳美豪，為會務工作和《客家民俗》嘔心瀝血，厥功至偉。轉眼之間，我從客都梅州移居深圳特區已38年，回望38年前在嘉應師專成立客家民俗研究會，是梅州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展客家研究的發端，為嘉應學院乃至客都梅州的客家研究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在客家民系文化之中，最具獨特性的正是其民俗特色。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1987年，由文化部和中國文聯主導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民間諺語）」編纂工作，在全國所有的地級市正式啟動。其時我雖然主要從事特區文化研究，但發起成立客家民俗研究會的初心不變，在深圳我帶領市民協同仁，深入民間普查採集，擔綱「三套集成」深圳卷的編纂工作；梅州同道中人羅濱、李嘉尚、廖振、陳美豪、藍鳳翔、黃火興、程志遠、黃煥新等，則擔任「梅州卷」的編纂工作（1989年作為《嘉應文學》的增刊正式出版）。如今，他們當中曾經擔任過「三套集成」梅州卷編委會的成員，大部分已作古，「碩果僅存」的黃煥新老先生，也是垂垂老矣。

　「沉舟側畔千帆過，一代新人換舊人」——是故，當今年7月，一套全新的6卷本《客家民俗文化集粹》擺在案頭時，我真的是百感交集，一時恍惚。縱覽文集之後的總體感受有三句：本套集粹，是今人對前人的賡續與高蹈；是一種今日同儕對前輩的禮讚和致敬；是對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的和聲立致、桴鼓相應。

　本套集粹，它不單把1989年正式出版的「三套集成」梅州卷的大部分內容納入，還大大擴展了客家民間故事、客家山歌、童謠諺語的篇幅和內容，此外又利用采自台港澳和東南亞僑居地的一手資料，增加了客家禮俗、客家熟語、客家遊戲及客家家訓等新著。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民俗，是一方地域長年累月積澱形成的風尚習慣，它對人們的行為和意識起着約束作用。只是這種約束力，既不靠法律，又不靠道德，它秉承的是習慣勢力、心理信仰、傳統因襲的內在力量。中國幅員遼闊，形成了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不同民情風俗，客家民俗便是其中之一。代代相傳的客家民俗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客家人為人處世的行為規範，是客家人胼手胝足、踔厲奮發的指引燈塔，是客家族群生存智慧的集體結晶，是中華民俗文化不可割裂的組成部分。

　客家民俗文化種類繁多，以傳統民俗文化內涵分大致為三方面：客家物質民俗文化，以生產、交換、交通、服飾、飲食、居住等為主要內容；客家社會民俗文化，以家庭、親族、村鎮、社會結構、生活禮儀等為重點；客家精神民俗文化，包括信仰、倫理道德、民間口頭文學、民間藝術、遊藝競技等。

　著名文獻學家、嶺南第一位女博學家冼玉清曾說：「欲人民之愛國，必須使其知本國歷史地理之可愛，而對於本鄉本土尤甚。所以文史學者，對於鄉邦文獻，特為重視也。」邑賢黃遵憲，在出使日本國時與他困守於興寧城的「同年」胡䂀通信中有一句對話，原文為「記閣下……有雲，吾粵人也，搜輯文獻，敘述風土，不敢以讓人。弟年來亦懷此志」。表明黃、胡兩人對搜集地方文史資料極為重視，實為吾輩榜樣。

　眾所周知，贛閩粵客屬地區素有「山歌之鄉」之譽。從清代、民國到新中國成立後，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不論樵採婦女、牧女童子，大都能唱出很好聽的山歌來，凡旅行到這裏的人們，往往岡頭溪尾，為柔揚婉轉的歌聲所陶醉，尤其是作客外鄉的壯遊人，當他們雙腳踏上鄉土，陡然從山陬水涯傳來這種鄉音，莫不為之神往，好似心頭有了無窮的滋味。清末外交家梁居實，晚年結束出使生涯回歸故鄉時曾有詩吟詠這種特別的感受：

　愛國如何且愛鄉，鄉音到耳漸洋洋；

　隔船更聽山歌唱，喚醒平生最熱腸。

　從梁居實的吟詠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客家山歌的魅力。而客家山歌之外的其他客家民俗文化形式，也具有同樣的魅力。作為長期在這樣美好環境薰陶下的海外遊子，也同樣可以感受到客家文化在祖國民俗百花園中的獨特性——這，正是這套集粹的價值所在。我想。

　因此，搜集並整理民俗文化，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題中之義。應當指出的是，本套叢書雖冠名「客家」，卻是以梅州客家為主體。也就是說，書中所涉及的客家民俗（童謠、遊戲、山歌、故事、禮俗、熟語、家訓）是現今梅州區域內的客家民俗。之所以選擇梅州，而不是汀州、贛州、惠州、賀州等，我想理由如下：第一，梅州是世界客都，客家人在這裏匯聚，又從這裏走向世界，是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第二，梅州有着豐富的客家民俗，且由於歷史和現實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保存比較完整，能夠展現客家某一區域（主要在贛閩粵邊區「大本營」）的整體面貌；第三，梅州處於粵東北山區，又是全國首個「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但在經濟相對較落後的當下，客家民俗、客家文化的開發利用、保護發展任務更加迫切。

　這套集粹的出品人、策劃者以及編纂者，幾乎都是我的故雨新知。其主創團隊來自梅州市客家文史研究會，他們是梅州目前有代表性的老中青三代本土文史研究者；其中擔綱領銜的主編陳嘉良，尚屬壯年，其餘老者如李國泰，年已70；中者如黃凱達，40出頭；年輕一輩如廖志添，還是一名90後。多年來他們「板凳一坐十年冷、六本集成五年磨」之經歷，我是知曉的；其甘苦自守、涼薄自知的求學之狀，我作為過來人，亦是能深深體會到的。正如我斷言「客家山歌永遠不會消亡」那樣，梅州本土學人「搜輯文獻，敘述風土」一樣會弦歌不絕，永不闕如。

　記得鍾敬文教授曾告誡我們，要把對民俗研究的目光，放在國家民族社會生活中活生生的現象上；要在清理和發揚祖國文化遺產的同時，創造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有鑑於此，我認為在「蒐集」的同時，「創造」之路將更為漫長且難走。這裡面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時代新命題：如新民俗文化與外來文化、傳統民俗文化與市場轉化的關係；新民俗文化的創造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新民俗文化的功能、作用，以及如何在新時期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等，都是我們這些文化工作者要面對的承繼與高蹈的大問題。

　同儕要繼續努力！是為序。

　（作者系深圳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梅州市發展戰略顧問，深圳大學客座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