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宏海

幾天前，從老朋友北京師範大學蕭放教授的微信朋友圈中得知劉錫誠先生去世的消息，深感驚愕與悲痛。這位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的恂恂長者，竟然悄無聲息地告別了人間！一幕幕與先生交往的往事，頓時在腦海中不斷浮現。

1988年3月，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匯同相關單位主辦的「全國民間文學基本理論學術研討會」，在珠海、深圳等地隆重召開。來自全國各地（包括香港、澳門）近60名專家學者濟濟一堂，盛況空前，時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駐會副主席、中國文聯（民協）分黨組書記的劉錫誠先生是這次會議的具體策劃人與組織者，他在開幕式中充滿激情地說：「這次會議是在對外開放不斷深化的時機召開的……民間文化在經濟突進中發生着激烈的變化，我們的會議將在這種氛圍中探討在現代生活影響下中國民間文化(文學)的走向，研究如何更新和發展民間文學的理論、觀念、方法，完善其體系，使我們的理論跟上社會生活和民間文化發展變化的步伐，以我們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個性增強與世界對話的能力(見《民間文學論壇》1988年第4期《我們需要活力、發展和生機-全國民間文學基本理論學術研討會開幕詞》)。

1988年「全國民間文學基本理論研討會」期間，劉錫誠（左四）與姜彬、張紫晨、張振犁等名家在深圳市委巜開荒牛》雕塑前合影

這次會議採取理論研討與現場調研相結合，先後在兩個經濟特區召開理論研討、內地與港澳民間文藝家座談，併到改革開放的民間文化「現場」考察，內容豐富、時間緊湊。在深圳會議期間，作為東道主，受市文聯、市民協領導的委託，我具體負責接待與安排考察座談活動，同時還提交了《試論深圳新民俗文化——兼論中國民間文化(文學)的現代化發展方向》一文，在大會宣講交流。研討會期間，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深圳出現「大眾性、商品性、開放性和娛樂性」的新民俗文化，引起與會者的廣泛關注，而到「文化現場」參觀考察「廣場文化、旅遊文化、社區文化、打工文化」等新民俗文化現象，更引起代表們的濃厚興趣。其中在參觀市青少年中心「大家樂」舞台的廣場文化時，群眾性踴躍上台表現自我的「大家樂」，激發了與會代表「重在參與」的興趣。年逾花甲的北京師範大學張紫晨教授，率先上台為大家演唱了一段東北民歌，博得滿堂喝采；緊接着，幾位代表也爭先恐後，各自表演了拿手好戲。中國歌謠學會副會長吳超也按捺不住，在電子琴伴奏下熟練地跳起了「踢踏舞」，來自海南五指山的民間文藝家張躍虎也上台唱起「黎族民歌」，一位來自北京的代表激動地寫下一首詩：「民間文化熱，深圳新事多；特區就在特，貴在搞得活；敢為天下先，土洋大結合；自娛又娛人，真是大家樂」！

研討會期間，劉錫誠（右五）與深圳市副市長鄒爾康（左五）和參加研討會的港澳代表等合影

考察過程中，我留意到，劉錫誠先生總是以滿腔熱情看待經濟特區民間文化發生的新事物，並且帶着問題在調研和思考，他在跟幾位青年代表座談時談到，「民間文化源遠流長，應該適應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適應和促進改革開放、除舊革新，適應和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中國民間文藝界的領導人，他一直在思考中國民間文化如何適應時代發展的問題。

這次會議結束後，由劉錫誠先生主編的《民間文學論壇》刊載了包括拙文在內的相關文章。而劉錫誠先生指出：「大家對特區正在發展變化的民間文化很感興趣。目前，民間文化(文學)界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傳統民間文化如何挖掘保護和傳播的問題，二是民間文化如何隨着經濟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的問題。第一個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命運問題，目前全世界對這個問題極為關心，特別是工業化的國家更為關注；第二個是民族傳統文化發展變化的問題，目前我國不少地方，已出現民族文化中西融合的傾向」。他在給《深圳民間文藝》題詞時也指出：「傳統的、轉型的民間文藝都亟待搶救、收集、保存與研究。」(見《深圳民間文藝》1988年第2期)這些都充分表明，錫誠先生主張應該搶救、收集、保存與研究「傳統的、轉型的民間文藝」，實則是提出了新時期如何繼承、創新發展中國民間文化（文學）的重要命題。

拙文《試論深圳新民俗文化》發表後，全國有20多家報刊轉載，深圳新民俗文化成為國內民間文化關注的一個熱點。1989年，中國民協《民間文學論壇》舉辦國家級民間文學(民俗學)最高理論評獎「銀河獎」評選，拙文入選其中。中國民協一位朋友來信祝賀，說這是兩屆「銀河獎」中唯一一位廣東代表獲獎。我深知這是劉錫誠先生及《民間文學論壇》編輯部對改革開放的深圳特區的關注與厚望。

自與錫誠先生認識後，我有幸得到他許多指導、鼓勵和幫助。在書信交談中，他總是勉勵我「年輕有為，應多做事」；他來深圳之前，會在信中囑我「屆時定要晤談晤談，以解多年不見之念。」我出北京開會時也曾到他家拜訪，受到他和夫人馬昌儀老師熱情接待。錫誠先生得知我撰寫黃遵憲與民俗學的論文獲獎，特來信表示祝賀，認為此文對研究中國民俗學歷史頗有價值。作為文學評論家，他對我圍繞陳國凱等廣東作家開展的研究也給予了熱情指導。他的正直、熱情、睿智與隨和，確實令人如坐春風、難於忘懷。

2004年8月13日至16日，「全球化語境中本土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深圳召開。本次研討會由中山大學中文系與深圳市文聯主辦，主要研討全球化語境中的民俗、民間文化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問題，應我與葉春生老師相邀，錫誠先生欣然出席並多有指導。本次會議他提供《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族文化精神》的論文，強調對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身份與性質進行定位和確認的重要性。這個理論思考與探討。成為他後來任文化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制訂政策與理論指導的基礎。

2004年，在深圳舉行「全球化語境中本土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全國學術研討會。劉錫誠（中）葉春生（左）與楊宏海合影

這次研討會，錫誠先生就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談了他獨到的看法。他說，長期以來，基本上都是把儒家思想遺產中的「和合」或「中庸」當成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但這不是億萬老百姓心中的民族文化精神，當日本軍國主義者把大刀舉在我們脖子上時，當我們的民族面臨危難時，我們能講「和合」能講「中庸」嗎？不！民間文化中「生生不息」的意識，才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國家、民族、個人的安身立命上，就是要張揚對生命意識的崇尚，對自強不息的崇尚。民間文化是民族的根，失掉了自己民間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永遠是中華民族的脊梁。而由億萬中國老百姓所創造和享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或民間文化遺產，正是體現了我們民族崇尚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

錫誠先生一生與中國民間文化結緣，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民間文藝學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外他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民間文藝學界的重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去世後，學界人士撰文追思，有許多感人篇章。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楊利慧教授在追思文章中追憶：「錫誠先生為人誠懇，與我們這些晚輩學子交往從不擺長者和領導的架子，總令我們如沐春風；他指導總是帶着學界領袖的高遠格局和開闊視野，常令我們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他學識淵博，博聞強記……令我由衷欽服」，此說令我感同身受，產生強烈共鳴！錫誠先生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特別注重獎掖後學，培養新人。葉舒憲、呂徽、陳建憲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學者(作家)都得過他的指導或扶掖。我也有幸得到他的栽培。1988年11月，第五次全國「文代會」即將召開，中宣部發現各地上報參加會議的代表大都60歲以上，按照小平同志「幹部年輕化」的要求，中宣部要求中國文聯增加80名40歲以下的青年文藝家，在討論各省增補代表名單時，錫誠先生根據全國民間文學基本理論研討會他對我的考察，向中國文聯作了推薦，於是當年三十出頭的我榮幸地獲得出席全國文代會的機會，認識了眾多文藝界前輩，受到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在北京見到錫誠先生，他仍然像往常那樣與我親切交談，卻絲毫不提他推薦一事，而是由中國民協的朋友事後告知。先生的知遇之恩，令我終身難忘！

錫誠先生雖然後來由中國民協調至中國文聯研究所，但他對深圳民間文化、新民俗文化仍然給予高度關注，他多次被深圳華僑城旅遊集團邀請對錦繡中華、民俗文化村規劃建設作專業論證，還熱心推薦藍克、李偉等專業人士參與深圳文旅建設。記得有一次華僑城召開旅遊文化研討會，他與華君武等文藝界專家應邀出席。那次我們一起與」中國主題公園之父」、華僑城創辦人馬志民一起座談，隨後錫誠先生專門找我談話，討論新時期傳統民間文化如何繼承、創新、發展的問題，他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意見，事後我將其總結為「搶救原生態、精品留後代；創新原生態，吸引新一代」，也就是傳統民間文化需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問題。在這方面，錫誠先生的指導令我受益匪淺。

2019年12月，我應邀出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在深圳市寶安區舉辦的「山花獎」頒獎晚會系列活動。會上有精彩的文藝演出和頒獎儀式，最令我激動的是中國文聯的領導向錫誠先生頒發了「中國文聯民間文藝終身成就榮譽獎」，這是民間文藝界最高榮譽，先生獲此殊榮，可謂實至名歸。可惜那次我與他匆匆一見，不及敘談，先生就匆匆返京，竟成為最後的訣別！

如今先生已駕鶴西去，捧讀先生的遺著和來信，翻看與先生合影的相冊，湧起無限崇敬和緬懷之情。誠如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唁電中所說：「劉錫誠先生為人誠懇樸實、勤勉謙遜，淡泊名利，提掖後學，幾十年初心不改，筆耕不輟，是吾輩之楷模與燈塔」。是的，「吾輩之楷模與燈塔」，說出了民間文化界共同的心聲。斯人已逝，風範長存。在推動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今天，錫誠先生的精神將繼續激勵我們，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民間文化耕耘不止、奮鬥不息。錫誠先生，我們永遠懷念您！

（作者系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廣東省專家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政府省情專家庫專家、深圳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深圳大學客座教授、碩士生導師）

頂圖：「中國文聯民間文藝終身成就榮譽獎」獲得者劉錫誠（1935—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