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昌龍

講深圳的往事，就少不了講光明農場。沒有光明農場的家國記憶，恐怕就沒有光明這塊土地與祖國、與香港、與海外割不斷的牽連。光明農場的歷史既像是被植入的歷史，又像是被創造的歷史；既是自己的歷史，又是超過自己更大空間的歷史。這些都值得細細挖掘和體會。

光明農場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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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身份與反覆的命名

講到深圳光明，又少不了兩大認知，一是科學城，二是光明農場。科學城的定位是指與香港合作共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光明的科研和高科技產業日益成為其最顯著的特色。而另一個印象則是光明農場，這涵蓋更多的歷史，包含了豐富複雜的內涵。在光明有個網紅打卡點，叫虹橋1958，就是充分依托光明農場的舊址，重現光明農場的歷史記憶，回到光明農場初創時期的如煙往事。為什麼名字中有1958呢，就是因為光明農場是1958年起步的，由此開創出一片新天地和新事業。而從這兒開始，起伏不定、循環往復的身份認定，恐怕很少人能說得清楚，這裏做個大體的梳理和歸納。

光明科學城。 資料圖

光明科學城啓動區。 資料圖

早在1957年，國家籌備建設農場。在廣東省，由廣東省農墾廳牽頭，計劃在寶安縣建設國營農場，一開始考慮的是兩個地點，一個是坑梓，一個是公明，後來選擇了公明。最早是將碧眼、木墩兩個村連地帶人整體劃入，樓村則劃地不劃人。後來東莞黃江所轄的新美鄉，包括新陂頭、圳美、羌下、逕口、白泥章等村落經申請也一並劃入，這就是光明農場最初的地盤。後來，作為廣州軍區農副產品基地的沙河農場，也劃入光明農場的版圖。雖然光明農場空間陸續有一些變化，但總體來說就是這樣的規模。那為什麼叫光明呢？因為是在公明的地面上，所以取一個「明」字，而光的意思是「光榮」，農場的建立與發展是一項光榮的事業，算是另闢新賽道，所以叫光明農場，以便於與原有的公明相區別。

光明農場最早的名字是叫廣東省光明農場，主要是由省農墾廳牽頭管理，後來因為接納了大批華僑，又被稱為華僑農場，再後來因為大力發展畜牧業，又被稱作畜牧場，再到後來又成了集團，稱為光明集團。但變來變去，大家都是親切地稱之為光明農場。至於光明農場的隸屬關係，從廣東省到當年的寶安縣之間來來回回變化了4次，其中從1962年到1965年還一度劃歸廣州軍區司令部管轄，這才有了同屬廣州軍區後勤部的沙河農場被劃入光明農場的往事。而沙河農場再後來又劃歸深圳的央企華僑城集團，經開發而有了錦綉中華、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等著名的旅遊景區。光明農場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聯繫着國家、省和市（縣），既在當年寶安縣的地頭，又不僅僅屬於縣裏管轄，因此就有了反覆變化的身份和來回劃定的利益格局。一直到光明集團股份公司成立，央企華僑城集團佔股51%並控股，光明區佔股49%，這才算形成了基本穩定的格局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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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載僑鄉僑事的歷史

前不久光明區舉辦僑史說演大會，就是講說光明的華僑故事、華僑歷史，體現了光明主動打「僑」牌的文化策略。光明是著名的僑鄉，登記在冊的歸僑僑眷11703人，約佔全區戶籍人口的5.7%。而光明之所以能成為著名僑鄉，關鍵還在光明農場。當年光明農場是著名的歸僑接納單位，光明農場的歸僑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早期從馬來西亞等地歸來的163名華僑，而另一部分是從越南歸來的華僑4349名，佔了絕大多數。

1978年中越關係惡化，華僑在越南被惡意驅趕，總共有22.4萬人回歸祖國，全國一共有43個國營畜牧廠接納和安置越南歸僑，深圳光明農場接納歸僑共分6批834戶，安排在16個僑點。當年光明農場的原住民只有2000人，安置的僑民人口是原住民的2倍多。光明農場的接僑地點是在廣西東興，與越南隔着北侖河，而僑民中大多數也是祖籍廣西。當年接納歸僑工作難度大。深圳蛇口被稱為「海上世界」的明華輪屬招商局，當年承擔航運任務，被安排到越南接僑。但由於越南當局的阻撓，明華輪在越南無法靠岸，而岸邊簇擁着的是數以萬計的華僑，最後明華輪不得不空船而返。而華僑當年以難民身份回國，也是充滿艱辛，時刻面臨死亡的威脅。據當年從廣西東興接僑的工作人員講述，越南那邊一批又一批的僑民擁到北侖河邊，或者用輪胎，或者用船筏，紛紛搶渡到河對岸來，有的不顧一切，抓住任何漂浮物，能浮到對岸就行。據越南僑民講，當年坐船回到中國來，要每人收取一兩黃金。沒黃金的就得變賣所有家產，也要湊夠買黃金的錢。

為安置這些越南僑民，光明農場給了大量的支持和幫助。當時農場職工一個月的收入才19.18元（人民幣，下同），號稱「1918」，而工作的僑民月工資達到29元。當時一些歸僑不會插秧，不會幹農活，沒辦法急得在田裏哭。也是農場的職工教會他們各種技能，使他們能夠得以生存。還有的歸僑不適應新的環境，內心不安定，試圖逃港。事實證明，隨着光明農場的飛速發展，當年走向光明農場是正確的選擇，如今歸僑生活狀況最好的恰恰就是光明農場的了。

光明農場大觀園內的奶牛雕像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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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社會的艱辛開拓

光明農場這塊土地幾乎就是移民社會的代表，說起來總共有三批大的移民，或者說外來建設者。最早來的是廣東省農墾廳派出的籌備小組，也就四五個人而已，而到了1950年代末就有約2000多名來自省直單位的下放幹部，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1960年代的知青，多的時候曾經有3000多名，佔了農場職工的半數，後來大部分都回到廣州。當然也有留在農場的，結婚生子，算是扎根了。

光明農場位於當年寶安縣的北部邊陲，被稱作寶安的「西伯利亞」，多為荒山野嶺，雜草叢生，呈現出一番荒蕪的景象。首批拓荒的人說起來有三怕，一怕沒水，當時還沒有打井，水資源缺乏，用水只能從很遠的山溪去擔取，常常幾天都無法沖涼；二怕火災，因為要經常燒荒，火燃起來常常無法控制，形成火災，而救火又非常危險，不小心就會出現燒死燒傷的情況；三怕野獸，當時山裏有野豬，甚至有老虎，當時有下鄉幹部見到老虎被嚇得渾身發抖，當然，也有打死過老虎的壯舉。當時開荒的人手上沒有一塊肉是完好的，說經常紮着刺，因為要趟過很多荊棘叢。講到深圳這片土地開拓的歷史，恐怕也得講到光明農場開荒的歷史。白天開荒，晚上修路，這幾乎是當年開拓者們的日常生活。當初的知青在這裏也算經歷了脫胎換骨的錘煉，他們迅速地本地化，渾身曬得黝黑，只有牙齒還是白的。

光明農場也有最艱苦的時候，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食物極為短缺。當時為養豬種下的3000多畝木薯，是作為豬飼料，而這時候也成了人的口糧。當年農場沒餓死人，也得歸功於滿山的木薯。當然，與人搶木薯的，還有野豬。野豬經常來拱木薯，於是就有滿山打野豬的往事。所謂打野豬也不是真打，野豬很兇猛，人們只是用木棒等趕走它們。當年的開荒，種植的除了木薯，還有荔枝。1983年的時候，當地就有14萬棵荔枝樹，按人頭算，年均每人就有10棵。這裏荔枝的品質好，特別大顆，被稱為「鵝蛋荔」，形象地說，有鵝蛋那麼大。只可惜如今城市發展太快，很多荔枝林已不復存在。不存在的還有老糖廠、糧油廠、大批的甘蔗林，以及廠區高聳的煙囪，這些就像公明那些800多年歷史的老村落一樣，成為懷念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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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供港農副產品

講深圳的老字號肯定少不了沙井蠔、南山荔枝、公明臘腸，還有光明三寶——紅燒乳鴿、牛初乳和甜玉米，特別是光明乳鴿和晨光牛奶作為原產地品牌早已蜚聲海外。

遷新址的光明招待所。 資料圖

這些品牌的孕育和形成的歷史也是光明農場創業和發展的歷史。光明農場從建設之初就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服務香港，為香港供應農副產品。我們都知道有「三趟快車」，那是從內地經深圳往香港運輸農副產品的專用列車，設快車就是為了保持農副產品的供應新鮮和及時。但再新鮮和及時，恐怕也敵不過直接從一河之隔的深圳生產和運輸農副產品，所以當年沿廣九鐵路建農副產品生產和供應基地，這也是光明農場建立的初衷。而從光明農場生產供港農副產品，知名度最高的就是乳鴿和牛奶，這也是改革開放和特區建立以來深港合作的一成功案例。

先說晨光牛奶，光明農場飼養奶牛的想法一直都有。1977年，原農墾部部長王震就給光明農場送了五頭奶牛，包括四頭母牛和一頭公牛，以支持農場的建設。這也是農場奶牛業最初的起步，但形成產業、形成規模還得到改革開放之後。1980年，光明農場與香港維他奶公司簽訂補償貿易協議，農場出人出地，港方公司出資購買牛奶，產品全部銷往香港，並逐步償還購買奶牛的投入。最初是從新西蘭引進300多頭奶牛，後發展到擁有7個奶牛場，最旺盛的時候擁有7000多頭奶牛。香港維他奶最初只是豆奶，與光明農場合作後，開始逐步轉向牛奶，而農場在乳業發展過程中逐步培養起自己的品牌。晨光牛奶其實當初也考慮叫光明牛奶，只是上海已經有了光明牛奶的品牌，於是晨光牛奶的名字應運而生。晨光牛奶在發展中一舉成為內地最大的外銷牛奶的品牌，包括覆蓋了整個香港市場，而在深圳，晨光牛奶更成為了市民的最愛。

光明乳鴿。 資料圖

還要講到的就是光明乳鴿。最近深中通道開通後，深圳人有個愛好，熱衷開車到中山品嘗中山乳鴿，並且與光明乳鴿做比較，看看誰是鴿王。光明乳鴿品牌的興起，得說到1982年，光明農場與香港璧盛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大寶鴿場，農場佔股51%，港方佔股49%，農場以土地入股，港方則從美國引進落地皇鴿種苗2.4萬隻，飼養的乳鴿全部供港。乳鴿養殖業迅速擴張，高峰時期算下來，光明農場年均每人能養到1000對。而1983年光明農場建立的光明招待所，也成為品嘗紅燒乳鴿最正宗的餐廳，並一舉成了深圳的老字號。光明乳鴿如今已是深圳響噹噹的品牌，餐飲業的說法是，北有北京烤鴨，南有光明乳鴿。

光明農場的創新發展早已融入了深圳改革發展的大潮，並成為深圳創新創業成就的生動體現。一個農場的故事，也逐步成為一個城市故事的生動篇章。

作者簡介

尹昌龍，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曾任深圳市閱讀聯合會創會會長，深圳市文化局特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深圳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主要著作有：《1985：延伸與轉折》《重返自身的文學》《別處的家園》《全球化的煙花》等，主編《深圳全民閱讀發展報告 2016、2017、2018、2019、2020、2021》，編著《文化深圳從閱讀開始》《以書築城 以城築夢：深圳書城模式研究》等，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