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總裁、紫荊政策研究院名譽院長 伍俊飛

　當我們談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這個復興的最終目標究竟是什麼？是經濟總量的重返巔峰，是科技創新的全線超車，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貢獻與文明重構？終極答案顯然是後者。一個民族的復興，最終要體現為其文化主體性的重建，體現為它能為自身乃至人類面臨的發展困境提供一套植根於本土又面向世界和未來的價值觀和思想方案。在這一背景下，儒家——這個塑造了中華文明數千年精神面貌的思想與實踐體系——自然成為被審視與呼喚回歸的焦點。然而，回歸絕非復古，我們需要的絕非那個與專制皇權捆綁、被魯迅痛斥為「吃人」禮教的舊儒家，而是一種歷經批判、洗禮與重構，吸納了現代性精華的「現代儒家」。

　新文化運動深刻批判了儒學中不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思想內容，批判了儒家倫理中愚昧落後的規範，但也在憤怒中一併拋棄了「儒家」這個千年集團所積累的關於如何發展和治理一個超大規模複雜文明的全部經驗與智慧。今天，我們需要的，正是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深刻反思與超越。建構「現代儒家」，絕非簡單的文化復古，而是一場立足當下、面向未來的創造性轉化。它要求我們擁抱植根于科學、民主和法治土壤的現代性，同時從兩個層面對其落後於時代的內容進行精準剝離：一是去除儒學中那些與現代性相衝突的陳舊倫理，如人身依附關係；二是去除儒家作為歷史上與特定等級制度綁定的特殊利益集團形態，如互相包庇的文官集團、士紳集團與學閥門派。在此基礎上，我們將那套歷經千年打磨、極具韌性的實踐智慧，與現代科學、市場經濟、工業主義、民主法治、社會平等等現代性要素深度融合。

　理解「現代儒家」的思想資源，關鍵在於跳出傳統儒學的狹隘框架。正如古代卓越的士大夫「出入百家」的智識傳統，現代儒家的底色是相容並包，能夠把不同層面的思想共存在一個人身上，不追求邏輯的一致性，而是致力於獲得行動的有效性，即日常所言的「解決問題」和「凡事有結果」。它既有儒學的倫理擔當與家國情懷，有法家對制度設計與執行效率的重視，也有道家審時度勢、把握節奏的辯證智慧，還有墨家的科學和實踐精神以及楊朱的個體價值考量，更能夠吸納包括現代西方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內的人類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這種在數千年社會實踐中反復碰撞、結合、取捨後形成的圓融成果，使其天然具備應對複雜現代性的思想厚度。它不是一套封閉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始終開放和不斷進步的實踐理性。

　建構「現代儒家」，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言說層面，更重要的是落實為社會建設，其關鍵途徑是培養新時代的「通儒」。所謂「通儒」，是指相容中學與西學、了解或掌握科學技術且能懂得變通，將知識應用於實踐的具有現代士大夫精神的廣大國民。他們不迂腐固執，能因時因地制宜，在堅守儒學硬核（仁、義、禮、智、信）的同時，以通達的智慧應對世事變幻，解決實際問題。這種「通儒」教育，正是香港當前所亟需的。

　在這一過程中，教育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工具，而將具有現代性的「通儒」內容融入香港的學校教育，恰是推動去殖民化、實現人心回歸的治本之策。具體而言，這套教育體系將培養出這樣的新時代香港市民：他們首先是「忠民愛國」的，這是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對國家的認同感，以及對十四億同胞和公共利益的愛護之心；他們是「中西合璧」的，既精通中國歷史文化的精髓，又熟練掌握現代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商業文明，能夠在兩種文化之間自由游走，成為構造人類未來文明的生力軍；他們是知識豐富的，這並非指應試能力，而是指具備紮實的理論和實踐知識以及終身學習的能力；他們是躬身實幹的，能將所學知識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非誇誇其談的「書呆子」；他們更是品德端正的，擁有現代公民的個體獨立人格與社會責任感，懂得「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方能服務社會的道理。

　為此，香港的學校教育需要一場深刻的綱領改革。它不應再是殖民時期那種旨在培養代理人與技術員的精英教育，也不應是一味照搬西方「白左」理念的「價值中立」教育。它應該探索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目進行現代轉化，將其融入課程體系與校園文化中，培養造福香港的行動派和實幹家。

　讓「通儒」教育走進香港校園，並非一場文化保守主義的復古運動，而是面向未來的長期精神動員。它旨在為港人的子孫後代提供一套清晰、紮實且富有感召力的文化認同與人格成長方案。它要解決的，不僅是去殖民化的歷史任務，更是如何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交織的複雜時代，培養出能夠自信地站立於世界舞台，既擁有民族之根，又具備世界眼光，既能創造商業奇跡，又能擔當社會責任的新市民。當香港的年輕人開始理解，他們的血脈中流淌著的不僅是現代商業文明的精明務實，更有中國現代士大夫的情懷，那麼，香港的繁榮穩定便有了最深沉的文化保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拼圖上，也將增添一塊堅實的香港板塊。這，便是「現代儒家」與「通儒」教育之於香港的最大意義。

　頂圖圖說：尼山聖境景區的孔子像和大學堂（右）。（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