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會長 楊莉珊

　初秋維港，白菊寄哀。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第一、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于2026年9月8日安詳辭世，享年89歲；9月20日舉辦公祭大殮，各區公眾弔唁處人流不絕。從政界、商界到普通市民，人們以不同方式送別這位「一國兩制」首位實踐者。時間會洗去喧囂，也會把一位改革者的遠見重新顯影。今天評價董建華，要把他放回香港由殖民管治轉向「港人治港」的歷史轉折中，看他如何為這座城市打底、探路，又留下哪些未竟之業，值得當下接續完成。

　在最大不確定性中穩住「一國兩制」。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董建華作為首任特首宣誓就職。他所接手的，不是一張白紙：既要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構想變成日常治理，又要在憲制上全面依循基本法，還要讓國際社會相信香港不會亂、不會衰。新華社生平評價他「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正在於此——首任者的任務不是求短期政績，而是立規矩、搭框架、穩預期。

　危機中的決斷：敢破「不干預」教條。衡量特首，不看順風年年增長，而看危局敢不敢擔責。董建華八年，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SARS三重外生衝擊，任何一項處理失當，都可能動搖市場對香港的信心。

　1997至1998年，國際炒家以匯市、股市、期指聯動做空港元，按港英「積極不干預」傳統，政府本可只守匯率、不進股市。但董建華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拍板，由金管局、外匯基金動用逾千億港元入市，直接買入藍籌、打擊炒家套利鏈條，最終保住聯繫匯率與金融系統。這一仗不是「政府代替市場」，而是在市場被跨境投機扭曲時守公共底線。此後多年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能抗住數次全球動盪，1998年那一役所確立的「金融安全優先」邏輯，是底層資產。

　2003年SARS重創零售、旅遊、航空與民生。特區政府撥118億推8項紓困，董建華又向中央爭取CEPA及內地居民個人游，把「自由行」、服務業准入、貨物零關稅做成制度性通道。當時爭議很多，但事後看，CEPA不僅讓香港最快速度反彈，更把香港從「單獨經濟體」綁進國家增長迴圈。他常講「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不是口號，而是金融風暴、SARS兩次危機裏被驗證過的生存邏輯。

　董建華卸任不是離場，而是把智庫與外交接着做。2005年因健康辭任特首，轉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普通人以為他退了，實際他把「一國兩制」實踐換到更高平台。創中美交流基金會，以民間二軌在美國政商學界講中國、講香港，緩解大國誤解；2014年創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土地房屋、醫療、教育、創科，出政策報告、辦創科博覽、帶青年內地行；後又參與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相比特首任內被立法、媒體、公務員牽制，智庫與政協反而讓他把長線判斷系統化：融入大灣區、破土地壟斷、重公帑效率、育青年家國認同。2019年獲授「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不是補發安慰獎，而是國家對其從回歸、金融防禦、SARS復蘇到長期政策研究的整體定性。

　今天告慰董先生，不是寫悼文而是建香港。當前香港由治及興，首份五年規劃發布，北部都會區、河套創科、大灣區規則銜接、公屋提速、教育對接國家戰略依次推進。相較董建華當年，今天條件好得多：中央明確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統一，立法會、選舉制度減少內耗，國安法兜住外部干預，財政與土地工具更主動。若把這些比作「改革視窗」，它恰好是董建華1997—2005年想要而不得的環境。

　因此「建設好香港、告慰董先生」應落為具體事：其一，土地房屋不再被樓價政治綁架，以十年供應、公私營比例、基建填海兌現「居者有其屋」初心；其二，創科不再追概念，把科學園、數碼港、河套、新田與深圳產業鏈綁死，避免重蹈中藥港、矽港半途而廢；其三，公務員與問責制再升級，政治任命官敢決、常任文官善執，用績效而非只講年資；其四，青年不只講升學，更講大灣區就業、國家科技與金融雙迴圈中的香港位次；其五，對外仍做超級連絡人，但以中美交流、離岸人民幣、綠色金融、航運服務中心做實內聯外通。

　董建華一生從東方海外債務重整到特首、再到政協，底色是實業家的風險意識與中國人的家國觀。他最可貴的不是不犯錯，而是在所有人怕變局時敢定方向，在所有人要短期安撫時肯挨駡做長期。維港秋水不改，城市卻已走到另一段。把八萬五的住屋理想、科學園的創科理想、高官問責的良政理想、CEPA的融合理想真正落成，讓香港在國家大局中更有用、市民生活更有底，才是對「功在香江、勳業長昭」最實在的回應。

　斯人已逝，風範不滅。繼承董先生遺志，不靠挽聯，而靠下一座公屋、下一家獨角獸、下一批願以中國人自傲的香港青年。如此，方算告慰。

　頂圖：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董建華先生在香港粉嶺與市民共慶新春。（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