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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争议中的“极化”现象

2014-04-24
来源:东方早报

  前不久,深圳一家工厂被媒体曝光,使用不少来自四川凉山地区的童工。于是,当代中国的童工现象,再度引发舆论关注。童工现象从来都令人痛心和痛恨。可以说,童工,是少数几项人们能够爱憎分明的事情。

  对童工现象的痛心和痛恨,激发起的是人们最基本的情感和情绪。情感一介入、情绪一起来,人们立刻就会选择自身的立场,并且十有八九会选择反对童工的一方。这一选择站队,并且这种选择呈滚雪球式膨胀的现象,在社会学上有个专有的概念叫“极化”。

  人群的情感一旦“极化”,下述三件事情几乎就会成为必然。

  一是生成极化的原初事件或现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而是退居到次要、配角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甚至都忘记了事情的缘起,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人们会用情感更浓烈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来替代缘起的问题,重新聚焦。比如,在本次凉山童工事件中,极化之前的问题是“童工太可怜”、“雇佣童工太不道德”,极化之后的焦点变成了“政府得负起救助童工的责任来”。这意思是说,焦点或问题,会因极化而发生前后变化。

  二是极化中的群体会主动寻找甚至创造对立面,并把情感的宣泄集中投注在对立面上,把“好恶”映射为“是非”,把内在情感加强成宣传口号,把个体激动上升到社会涌动。这个“好恶”的“是非”化,是一个关键点。它对参与者个体,起到了自我肯定、自我加强,甚至自我超越、自我解放的作用;对参与者群体,起到了达成一致性共识的作用,起到了“滚雪球”般的扩张效果,起到了对压倒性胜利的自我肯定,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己方的阵营。本次争议中,赞同使用童工的一方受到不少批评,“是非”化之后,批评口号就成了“赞成童工是何居心!”

  三是对立的一方会进一步裂解成几个更小的群组。有意思的是,这些更小的群组之间常常会出现意见的分歧、竞争甚至对抗,有时,这个分歧或对抗还会发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甚至到达走极端的地步。比如,童工的非反对派中,有人是“童工是次优选择”派,有人是“童工需要教育替代”派,几派之间的交锋回合不可谓不密集、争论不可谓不激烈。

  一句话,“极化让事情起了变化”。一旦“极化”发生,童工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私人合约的选择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国家公共品提供与否、如何提供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微观的、居民家庭部门的经济收益权衡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宏观的、社会治理的承诺问题;主体就不只是童工、童工家长和雇主,重心就落到了大众(舆论)、政府这两个大宗。简而言之,极化把私行变成了公事。

  “极化让事情起变化”、“把私行变公事”,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极化是一个周期现象。每一轮,每当童工问题浮出水面之时,群体的极化过程就启动了,于是,“事情就起了变化”,童工问题的重心就从经济移到了社会,从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焦点就变成了大众对政府如何禁止雇佣童工的恶行的“承诺评审”,如何对童工实施基础救济和更有制度性保障的“提案表达”。在周期的下半程,当童工问题离开公众视野中心时,极化也随之消退了,童工合约就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为一个经济安排,更大程度上回复到传统经济规律的制约,经济学者的那一套开始表现出几分道理。

  更一般地看,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目前的程度,极化现象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只是童工,许多被人们的直觉所简单否定、能够轻易调动人们的基础情感的事项,都会诱发极化现象的发生。社群一旦被极化,政府就不得不走向前台,接受人们对政府过去所为的“承诺评审”,响应人们对政府未来可行的“提案表达”。而互联网的高效传播,又进一步提高了单次极化的力度,提高了极化现象出现的整体频度。如何有效和积极地应对极化现象,已经成为政府需要正视的课题。从目前的应对来看,有关部门并没有有效地掌握相关的规律,还处于比较低效和被动的状态。

  回到童工现象,令人不那么愉快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童工还将反复回到人们的视野,人们还将反复被对童工的痛心和痛恨所极化。

  好消息是,随着人均GDP的快速走高,中国中产社会的加速形成,产生童工的要素环境正在起变化,正在从根本上获得改善。从更长的周期、更大的趋势看,童工的使用正在局限到一个越来越狭小的范围。

  至于童工现象是不是仅靠政府、纯靠政府就能获得妥善解决?答案可能并不那么十分肯定。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是童工现象在整体上的退却,一方面是社会慈善力量的发展,两者间的交集正在坚实有力地扩大,正在生成许多富有活力的安排,这些安排是有助于童工现象进一步消退的。

  小结起来,童工不仅是童工家庭的经济决策问题,更是一个社群极化现象。关于后者,关于社群的极化,我们重视的还不够充分,我们需要对社群的极化给予更多的重视。

  (高利民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鄭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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