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朱毛斋（发自北京）
当前宏观经济再度出现下行的走势，如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风险与突破口在哪里？4月18日，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专家，聚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阐述他们各自关于为推动金融改革，宏观经济保持一定程度的合理增长，国企改革应打造淡马锡模式的升级版，拆分国资委是国企改革突破口，只有政府改革经济改革才能如期推动的新见解。
中国经济已被杠杆化
学者们对宏观经济保持一定程度的合理增长，从而为推进金融改革，消化和控制风险持有高度的一致性。清华大学苏世民认为：“现在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和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二十年前政府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这些决策者有着很多的意识，决心要去推动金融改革。为了能够推动金融改革顺利的进展，我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的发展。”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被充分的杠杆化，债务占GDP的209%，经济的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尤其和十年前相比高出很多。“中国现在的经济体杠杆化程度非常高，有很多的不良资产，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话，会有一些潜在的不良资产会转化成实际的不良资产。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财政收入、土地财政。”
李稻葵认为，“在这一轮中国经济调整过程中，保持经济增长最主要的理由不是就业，而是债务问题。”中国企业总体情况是非常好的，这些企业都能够有很好的盈利；中国的中央政府也是运行良好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大部分是通过出卖土地，如果土地价格下降就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益。当经济放缓时，土地出卖的数量和水平就会下降。而在这之后，地方政府直接、间接的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资产。从短期来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个别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速度下降，带来地方政府流动性的困难，因此带来违约。如果不采取措施把风险隔离的话，它会在整个金融体系里面蔓延。
“如果经济可以保持理想化的稳定增长，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应该开始制定一个步骤来处理一些本地政府的违约问题。”李稻葵提出，要让金融机构出台一些特殊的债券，2000亿就足够了，主要是用于拯救一部分的负债者来保证和控制风险。
金融改革要应对流动性风险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也认为，改革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作为支撑，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水平要有稳定性。如果是大起大落，光讲增速也不行，流量、结构、存量这几个都要统一起来考虑。在谈到金融改革面临的最大风险时，他的观点与李稻葵有所不同，他认为金融改革首先要应对的是流动性风险。“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没有一个危机无不是流动性危机，流动性危机是一切危机之母，所以这里面的利率是非常至关重要，可以地方债出问题，可以是银行出问题，甚至是有些国家国企出了问题，最后如果变化金融危机一定是流动性危机，所以应该抓住流动性这个核心环节。”
国企改革：打造淡马锡升级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赵昌文所长列举了一组数据，说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据赵昌文介绍，2013年底中国国有企业总资产是91万亿，所有权权益是31万亿。“我现在手上有OECD国家最新的资料，29个国家的统计，他们所有国有控股的企业总的资产是3万亿欧元，就业人数900万人，中国国有企业无论是从资产、所有权权益还是就业来说，量都是非常大的。”
赵昌文指出，在国有企业经历那么波澜壮阔的改革之后，在目前接近15万家国有企业里面，竟然还有16%左右的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国资委管的113家大国有企业里面，少数几家都是按照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注册的企业法人，而不是公司法人，这就是改革的空间。即便已经实行公司化改革的国有企业，我们仍然有37%左右的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机构、资源配置效力自然而然需要进一步改革。“就算实现股权多元化，不是国有独资公司，仍然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接近70%左右的国有资产是在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里面相当多的国有控股公司都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
“关于国资管理体制，18届3中全会决定提到要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说是变成下一轮国企改革最具争议的话题。因为改革直接涉及到怎么准确理解三中全会决定表述，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和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最近淡马锡模式被大家特别推崇，当然不一定完全学淡马锡，也可能是若干个淡马锡，或者是淡马锡模式的升级版、改良版。”在谈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时，赵昌文说。
“我觉得这两类公司大概的区别在哪里呢？一类就是要控制特定产业和特定行业。比如由国家战略目标的，关系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我放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里面去。将来整个国有资本少量的分布，就在这些行业，大多数还是在第二类。第二类就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目的是获得财务收益。”
“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在竞争性领域赚钱？”赵昌文说，我们国有资本80%分布在竞争性领域，如果他们都退出，从战略上来说，这是很大的决策；从技术上来说，包括从资本市场的容量上来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该不该退出。“国有资本可以赚钱，关键要公平竞争。”赵昌文同时认为，赚来的钱怎么办？“我们每年国有资本收益不到一千亿，2400亿利润，而且很多还返回到国有企业体系，将来越来越多的管理体制理顺，国有资本收益提高以后，这些钱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用之于民，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要存在，还是有一个结构调整和收缩战线的问题。”
拆分国资委是国企改革突破口
“这次我要讲的内容，大家看题目觉得有点吃惊：改革拆分国资委是国企改革突破口，甚至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唯一出路所在。”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发言中语惊四座。
徐高介绍，上述观点他在两年前就写成文章，在某个杂志上发表，因为这个标题太过惊世骇俗，就被编辑改成创建国有企业所有权竞争市场、推进转型。其实他想说的拆分国资委才是真正国有企业经济转型的大方向。
“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吗？”徐高说，这个答案不言自明，显然应该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增长成果为居民所共享的经济增长目标最终达到。“但是国有企业现在应该私有化，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个问题，既然应该私有化，那现在就应该私有化。但是我的答案是，现在不能私有化。国有企业现在私有化，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场灾难。”
徐高进一步分析说，原因很简单，东欧的国家已经给了我们教训，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时候，最后私有化的结果可能是惠及几个寡头，惠及企业的内部人，形成内部人对国有资本低价的侵占。“因为内部人相对外部人有信息优势，你说我们一个国企值多少钱，在没有清晰的估价之前，当然是内部人有优势。我们要真正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该怎么做呢？必须先有市场，先有一个市场给出国有资本清晰、准确的定价，然后才能够完成产权的变更。这就是回到我之前讲的方案，拆分国资委。”
徐高认为，国资委的官员大部分还是非常优秀的，努力想把国有企业管好，但是在现在这种制度之下，它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一，国资委是不知道该怎么管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要做投资决策，做分红决策的时候，他该怎么做？比如中石油应该分红比例是多少才合适？谁知道呢，只有市场能知道，只有市场反映了居民对时间的偏好之后，考虑这个企业投资回报率状况，才知道这个企业该做多少投资，该分多少红。没有市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企业投资行为是对，还是错。第二大问题，怎么评价国资委？没有标尺。国资委现在管国企好吗？你可能说，我看到采油行业利润很高，国资委管的好。可能有人不同意了，如果我来管，给定它的垄断地位，我能够作出更高的收益。你对国资委管理国企的行为缺乏评判标尺。因为这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国资委现在这种模式不可能管好国企，不是因为国资委的官员没有很好的动机，而是因为制度使然。”
为此，徐高提出，把国资委拆成几十个甚至更多个国有的投资基金，让这些基金相互的竞争国有企业所有权，基金的份额直接进入居民的社保个人账户。他以为可以有以下两个好处：第一，在不改变企业所有制的状况下，人为构造一个企业所有权的竞争市场。有了市场，有了竞争，就有了对国有企业清晰的评判标尺，也有对国有资本清晰的定价。第二，打通了国企和居民部门之间的联系。当居民能够通过他的个人账户看到国有企业每天为他挣了多少钱，他就享受到了国有企业带来的财富效益。当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市场运行很好的时候，国有企业定价非常精准的时候，你再做产权的转移，谁愿意买国企，给出足够的对价就买走。这样才能够完成惠及所有中国人的国企改制。“如果直接进行现在的产权私有化，必然导致寡头垄断，创造出很多世界首富。这就是我所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
政府不改革经济改革难推动
与会专家在研讨中国经济改革时提到，要推动经济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也要加快步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当天的主旨发言中说，“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的改革不能往前推进，有可能经济改革本身比较难推动；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的经济改革推动下去了，由于我们政府没有改，改革的成果也会受到影响。”姚洋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政府改革的重要性。
第一，政府占据的资源还是过大。简单的算一笔账，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到GDP的22%左右，这个数听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政府一些其它的收入，所谓全口径收入计算，那么政府的收入会占到GDP三分之一强，就是把社保，卖地的收入等等加上，三分之一强，并且还在增长。另一方面我们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到GDP三分之一。仅仅这两项，占到整个经济三分之二。所以政府在经济中占据的资源还是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给民营企业、民间力量留下来的空间非常小。
第二，政府的企业在市场中是一种非市场性因素。比如国有企业他们的运作很难说是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垄断企业，他们的目标还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强加了很多政策目标、社会目标，使得他们的行为扭曲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所谓的融资平台，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了大量的资源。不仅如此，由于他们的存在，我们的金融市场被扭曲了。比如城投债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包括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改革的方向，就是发行更多的城投债，直接由市场来管。“既然我们管不了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这样做行不行？我感觉这样做风险太高了，毕竟这些融资平台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简单说，他们会不计成本的到市场上融资，我们发现结果城投债答应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市场上应该给的回报率，造成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挤出了企业债，另一方面支撑了我们国家在二渠道的利率市场化、非正规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推高了利率，实际是把中国经济运行推到一个高风险的区段中。
第三，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GDP冲动。通常来说一个城市的市长也好，书记也好，很少在一个城市能干满一届。平均而言3.7年，中位数3.2年，一半的人三年之后就走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搞经济建设不计成本，以前搞土地开发，现在土地开发潜力越来越少，国家说缺能源，又说是把煤换成气，成本极其高，根本没有前途。由于地方政府觉得既然中央要求我们，找替代能源，这又能拉上GDP，当然跟我们税收制度有关，我们主要是流转税、增值税，只要一开工，一卖东西就收税，不是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税收体制，造成极大的浪费，同时也造成极大的环境破坏。
第四，政府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事实上我们整个国家架构是在变成官僚阶层自己的国家。在中央层面，上一届政府已经出现，这届政府延续了。各个部委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到直接和我们改革方案相对立的地步。权力分散到各个官僚手里。最终不仅导致改革的停顿，也会导致国家体制出现巨大的问题。
“由于这四个方面，政府改革要再一次推动。朱镕基在90年代推动过一轮政府改革。那一轮主要是消减政府规模、简政放权，这次政府改革是否还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简政放权，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保证未来十年经济改革能顺利推行，我们的政府改革应该有新的方向。”如何改？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搞混合所有制，我也不是反对混合所有制，毕竟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混合所有制最后的结果是企业还是由政府来控制，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还是由我们国资委来任命，甚至由组织部来任命，这样改是没有任何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谁来控制这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