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壶（发自香港）

　　1980年代的主题是改革。从西皇城根9号院到月坛北小街2号院，从体改所到三里河片区（计委、财务部、人民银行、统计局）、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从北京市到天津、上海、深圳，中国年轻学者在改革初期显示出极高的参与热情，传播新思想，注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为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取得社会的高度认可。这一潮流在1984年12届3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后达到高峰，而最为显著的事件是1984年秋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也包括《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改革与发展系列书》、《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丛书》的出版，以及科尔奈社会主义“短缺经济学”思想的传播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一时间，“中青年”成为改革时代新名词，打破陈腐，引领社会思想浪潮，许多佼佼者开始在国家权威杂志上发表文章，进入政府部门担当重任，参与核心决策。

　　莫干山会议无疑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上抹上重重的一笔。这次会议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人发起，1984年6月在《经济日报》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论文，按照“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原则，凭论文水平获得代表资格。最后在1300篇应征论文中选出124人作为正式代表。会议于9月3~10日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举行。会议的形式是民间组织，但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官方认知度和资料通天的可能性，特别邀请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国务委员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还有近十家官方媒体代表上山共议国事。

　　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分专题探讨研究，拿出解决方案。莫干山会议比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早了一个月，许多中南海关心热议的问题被年轻人搬到山上讨论。会议开得热火朝天，节奏紧凑，日夜兼程，简报和秘书组更是通宵达旦。会议最终完成七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沿海开放、股份经济、农业改革与粮食购销等。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和文风示人，与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传统文章形成鲜明对照。

　　几位中青年代表应邀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开动脑筋；改革措施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年轻人的思想创新对于一个月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产生积极影响，“中青年”随之作为一个整体受到社会重视，年轻人进入党政班子成为一种时髦。

　　《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是80年代改革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年轻一代系统接受西方新思潮的现代启蒙运动。金观涛、包遵信担任主编，四川出版社出版。作者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包括茅于轼、朱嘉明、黄江南、邓英淘、陈志武、崔之元、王小强、白南风、何维凌、王逸舟、唐若昕、刘东、李银河、李宝恒、杨百揆、杨君昌等人，通过翻译、编译和原创方式，计划出版100本书，全面介绍西方最新思想和方法论。实际上，1984~88年共出版了74本。当时最有影响的首推金观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译着《没有极限的增长》、《昨天、今天、明天》以及“走向未来”以后翻译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有关西方未来主义著作。

　　《走向未来》丛书促进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年轻学者的思维方式革命，也带来了学术界的“方法论热”，诸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耗散结构论”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引经据典论述方法产生巨大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年轻学者的优势，奠定了年轻一代的地位。

　　80年代，中国经济类出版社和杂志不多，多数控制在年长的较为保守的学者手中，意识形态一直备受关注。85年1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可谓应运而生，其上级单位是国家经济委员会，而朱镕基是经委的主管副主任。出版社一开张，就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新思想组织出版系列丛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系列书和《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

　　《中国：发展与改革》系列书由体改所组织编写，陈一谘担任主编，王小强、朱嘉明、陈锡文和何家成任副主编；并成立了强大的顾问和编委团队，顾问包括安志文、杜润生、鲍彤、贺光辉和高尚全，编委包括马凯、周小川、杜鹰、李剑阁等人。系列书的第一本题为《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体改所牵头进行的大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研究结果。鲍彤、吴敬琏为书做了序，体改所主要人员几乎全部出动组织全国近400人，对40个城市、400多企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主报告概述了上万张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和156篇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运用“不对称市场”、“寻租”、“基尼系数”、“科尔奈系数”等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的概念和方法分析中国经济现象，指出经济中存在的“工资结构性上涨”、“隐蔽性消费基金膨胀”、“消费性投资膨胀”、“银行约束软化”、“小老树：单位投资规模小型化”、“短平快：产业结构轻型化”等问题，在那个时代具有相当的震撼力。

　　《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由北京市青年经济学会和北京经济研究所组织，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涉及的问题，邀请国务院各部委和高校年青学者撰写。朱镕基对于这套丛书非常重视，亲自阅读文稿，并约见部分作者。许多人来自国务院部委决策部门，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针对性地研究城市经济改革中的主要问题。清一色的年轻人，后来却不乏行业佼佼者。来自财政部的肖捷成为国家税务局局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来自工商银行的武捷思成为广东省长助理，广东粤港和广东控股董事长。来自国家物价总局的田军成为价格研究利于有影响力的学者，后来担任中国经济学会（英国）主席，英国伦敦上市公司富地石油控股公司总裁。来自北大的青年学者刘伟、何小锋、朱善利、王跃生和胡平等，也逐渐在不同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以及《增长、短缺和效率》于1986年被青年学者张晓光、李振宁、崔之元等译成中文，中国掀起了“科尔奈热”，其独特的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令青年学者推崇备至，其术语“短缺经济、投资饥渴症、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等更成为青年学子文章中经常引用的词汇。不懂科尔奈，就是不懂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陈云之子陈元参照科尔奈理论推出了“中国经济紧运行”大型专题研究。当时陈元是北京市委常委，进入中央后备干部视野。他的这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动员了约百名在京的中青年研究者。参照科尔奈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方式，提出中国计划分配体制下所有资源都处于紧俏的“紧运行”状态，力图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怎样”和“为什么这样”，并针对性地提出改革何去何从的“应该怎样”的问题。

　　以中青年为主体开启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和参政议政实践，极大地冲击并改变着老一辈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中国开始接纳西方主流经济思想，1985年历时6天的长江“巴山轮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安排下，政府高级经济官员及学者在行驶于长江的巴山轮上与国际经济学界主流人士进行了一场全面对话，别有一番特别意味。受邀参加的国际嘉宾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康桥大学教授凯思克劳斯、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科尔奈、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小林实、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中国方面，领衔者为薛暮桥，参与者包括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童大林、高尚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常务干事吴敬琏，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经济所赵人伟、财贸所张卓元、工经所周叔莲等。巴山轮会议专门邀请一大批“小字辈”参加，包括项怀诚、洪虎、楼继伟和只有29岁的郭树清。

　　30年过去了，回想当时年轻人积极参与改革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活动，确实感到一种令人鼓舞的时代精神。回望中国三十多年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更加感到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和参与热情难能可贵，也深知我们应该给年轻一代更多的信任与鼓励，他们是祖国的真正未来。

　　（本期主笔田军，英国某上市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