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生

　　一個人的行為，除了受外在環境影響，更多受內在因素影響。如果社會上一部分人，其價值觀是「公民抗命」大過「法治精神」，倘再加上執法力度與司法懲罰均不足夠，則一而再地談論法律，其實都是枉然。

　　內在作用愈來愈小

　　一再重申，法治的重點，乃在大家相信此一制度，並且形成一套是非對錯的價值觀。大家守法，未必因為害怕被捕及受到懲罰，而是認為這是正確合理的事情，不會造次。可是，當守法不再正確，反而不守法才是正確，則法治的內在作用可謂蕩然無存。「公民抗命」本來針對單一議題，例如惡法指明某人為奴而他拒做奴隸，這未必動搖整個法治系統。不過，本港激進派系所演繹的「公民抗命」，卻由單一議題引伸至示威遊行方面，以至出現「橫行無忌的示威文化」(詳見《不容示威文化橫行無忌》，香港評論，2014年6月10日)，影響則廣泛得多。

　　此所以，法律對示威遊行的規範作用愈來愈小。由拒絕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到肆意佔領馬路、甚而佔領中環，示威遊行根本漠視有關法律要求;近日，甚至接連出現15歲初中少年網上教人「再戰立法會」、13歲和14歲初中少年攜同大量攻擊性武器出現在示威遊行活動中，情況的確令人憂慮。雖然這些可以視為個別事件，但也反映「公民抗命」凌駕一切的價值觀，下一代已經「被教育」了。當中，激進派系自然沒有予以譴責，有人還反問為何有此現象，言下之意一切都是政府的錯，變相就是只要有這個「因」，即使出現這個「果」，也是絕對合理的，變相認同此一做法及價值觀。隨着法治價值觀的陷落，示威遊行的無序化和暴力化恐怕與日俱長。

　　外在制約有待加強

　　其實，只要能夠加強外在制約，包括執法力度和司法懲罰，仍然可望將法治的價值觀撥亂反正。可惜的是，警方往往只會拘捕違法示威遊行的主事者，客觀效果就是其餘參與者無須負上法律責任，「公民抗命」豈不有恃無恐?與此同時，社會上亦有意見認為，法庭往往輕判有關罪行，當然司法機關可以獨立判案，不過立法層面似乎存在收緊空間。事實上，當今政治氣候，尤其是「公民抗命」價值觀非常高漲，要想加強外在制約無疑難度極高。君不見但凡警方執法，都有「同路人」示威抗議?君不見但凡法庭開審，也有「同路人」示威抗議?的確，港式「公民抗命」本來就是針對「法治精神」，希望透過法治方法來解決問題或恐於事無補。

　　那麼，如何重新提振「法治精神」此一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或許，需要還原基本步——先確立道理，才肯定法律。為何示威遊行不可肆意妄為?因為要顧及和平衡其他市民的利益。為何示威遊行以至普通情況下不能攜帶武器?因為要顧及全體市民的人命安全。上述道理實在簡單不過，這才是合理的「因果」，因而也成為了制度建設之下合法的「因果」;即使有所不滿，亦應透過制度及民主方式處理。外語有云「Learn the Hard Way」，意指愚蠢的人總要跌過才知痛。希望本港聰明人無須「Learn the Hard Way」，不必發生不愉快事件才痛定思痛。

　　說到底，本港絕大多數市民還是認同「法治精神」的，惟亦要高度警惕少數激進人士的不斷挑戰會將此葬送。究竟，香港要重新走和平、理性的意見表達文化之途，還是朝新的方向發展，好似有人借用電影對白戲言般：「身為一個示威者，身上帶同士巴拿(扳手)是很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