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駿

　　經歷「占中」所謂「全民公投」和七一游行之后，香港政治氣氛壞到了極點，毫不誇張地說，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被推到了「浩劫」的邊緣。

　　不能只看民意一時起伏

　　有人居然稱，這是中央對港政策產生偏差的結果。例如，《明報》2014年6月24日社評《正確理解占中投票，對港政策勿一錯再錯》就斷言：「中央應該放下斗爭心態，重新審視實際港情，全面檢視對港政策，回歸尊重歷史與尊重現實的原旨，讓香港能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真正落實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由港人自行解決內部矛盾與分歧。中央介入香港事務，只會起到治絲益棼的效果」。

　　判斷中央對港政策的依據究竟是什麼?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抑或更廣闊更深刻的因素?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先明白什麼是「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宗旨。《基本法》序言說得很清楚，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今天，反對派利用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失誤，煽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對國家主體政治體制的不滿情緒，發動「占中」，在特區政制發展議題上非法實施「全民公投」，完全違背「一國兩制」的宗旨。有人不加以指責，卻批評中央對港政策，豈非顛倒黑白?

　　一般而言，政策對錯固然要看民意，但是，不能根據民意一時起伏而是必須置於國家或地區整體長遠利益。

　　特殊而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關乎特區與中央憲制關系，關乎香港在國家的地位和定位，不能只看香港的民意，必須同時看全國人民的民意。「占中」發起人陳健民稱，香港政制發展涉及700萬市民，與內地13億人口沒有直接關系。這是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無知或故意歪解。陳健民還表示，如果內地就香港民主發展舉行公投，內地居民都會支持香港人有真普選，為內地樹立良好示範。這不僅完全是他一廂情願，而且，是公然挑戰國家主體的政治體制。

　　不能偏離「一國兩制」

　　香港政局為何惡化如斯?歸根到底就在於特區各項事務偏離了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正確軌道。

　　即使特區第二屆政府最初一年，大力推動CEPA簽訂和開始實施，客觀上符合香港經濟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大趨勢，卻是從解決香港本地經濟困境出發。十多年來，歷屆特區政府一直沒有引導香港社會認識CEPA不斷拓展是反映香港必定也必須融入國家主體經濟的大趨勢，以至於對兩地經濟融合的一系列措施一直采取實用主義態度──對香港有利的，譬如，內地金融開放政策，多多益善;給香港帶來一定負面影響的，譬如「自由行」游客越來越多，則要求中央嚴加控制。

　　反對派一直鼓吹香港經濟是特區內部事務，中央不能干預。請問：在兩地經濟已然趨於融合的背景下，香港有哪一個經濟問題和哪一項經濟政策能夠關門獨自處理?

　　然而，香港相當多居民不明白這一道理，或者明白這一點卻不甘於此而產生政治逆反心理。今天，香港民意偏向於反對派要求的所謂「真普選」，原因就在於此。

　　有人問：為什麼「九七」前中央能夠從香港民意出發制訂「一國兩制」方針，而今卻在香港政改和進一步貫徹「一國兩制」上罔顧香港民意?

　　答案很明確：「九七」前制訂「一國兩制」方針是因為香港民意與「一國兩制」宗旨相一致;今天，在特區政制發展走向普選目標時，中央不能向反對派所煽動的香港民意退讓，是因為香港當前民意的傾向同「一國兩制」宗旨不一致。

　　「一國兩制」是在「一國」之內13億人民絕大多數所生活的制度同700萬香港居民所生活的制度之間相處的關系。反對派企圖先實施香港「真普選」，再改變國家主體政治制度，是欲變「兩制」為「一制」，從根本上顛覆「一國兩制」。

　　所以，上述《明報》社評的立論是錯的。當務之急，不是中央需要修正對港政策，而是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需要端正關於中央對港政策的根本認識。對此，香港媒體應當承擔作為社會公器應有的責任，不能夠以新聞和言論自由來推諉，更不能夠以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為藉口來替反對派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