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大妈”(Dama)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社会中又多了一个特定群体。在大众传媒上，“中国大妈”以广场舞的方式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当大妈被戴上固化的“脸谱”后，仿佛一下子跟世界对抗起来。
污名化“中国大妈”构建不起社会文明
在对“中国大妈”进行评判之前，我们应该先厘清几个问题：“中国大妈”是我们的亲人，比如，我的母亲也喜欢跳广场舞，事实上，亲人、朋友、邻居也多有被归列到“中国大妈”这个群体者;“中国大妈”跳广场舞，是在追求健康和快乐，这恐怕是当下城市白领最难以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了;不让“中国大妈”挤公交，难道你让她们重新考驾照吗?
“中国大妈”，是最没有话语权的群体。她们已经退休，没有占有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更没有占有媒体资源;她们多半文化程度不高，实际上那个年岁的人，没有几个有高文化的。因此，她们并没有在媒体中发声的机会，也没有为她们这个群体进行正名的机会。而“中国大妈”的污名化遭遇，也出现在10年前的80后以及现在的90后身上，被批为“堕落的一代”已经成为了过来人看年轻人的惯用眼光。
在行为模式上，中国大妈表现出了与所谓精英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径。最起码的表现有，“中国大妈”甚至都不会上网，至于用自媒体和社交软件，恐怕就更难了;在理财这事上，“大妈”也与年轻人有着不同的观念，买LV与买白菜也往往傻傻分不清;在艺术审美上，“中国大妈”基本从来不看电影，不知道什么是大片，不过，她们却是电视的忠实粉丝，她们不认为抗日剧和家庭剧恶心，她们喜欢看“话唠性”节目;在健身这事上，她们没有那么多的文艺范儿，相比于机械舞、现代舞、拉丁舞，她们喜欢歌词和曲调都在小学水平的《最炫民族风》。除此之外，她们只追求实惠与快乐，她们赤裸裸地把年岁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
污名化“中国大妈”这样一个群体，其实也是在污名化我们的社会。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间的各个群体都应该是彼此互相尊重并求同而存异的。如果哪一个群体的问题特别严重，只能说这个社会的某种资源，在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分配时，产生了一些不均。比如，对于广场舞，我们似乎可以责问城市建设的人均广场面积、人均绿地面积是不是达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
污名化“中国大妈”，不过是在掩饰当下社会的一些不完美之处，然后，把制度的问题、政府的责任与全体社会民众的道德问题，都具化到某一个无辜的群体身上。污名化之后，除了“中国大妈”之外的群体，似乎都可以高枕无忧安安稳稳地睡觉，政府部门也不需要对广场和绿地扩建了，其他人也不需要“每日三省吾身”了。因为，天塌下来，有恶名远洋的“中国大妈”顶着呢!
污名化一个群体，不是明智和理智的做法。这个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的解决，都不需要把罪过强加到任何一个群体身上。而且，这样的社会情绪如果滋长起来，根据“污名不易消除”和“快速传染”等特性，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有可能被污名化。(王传涛)
“大妈”共性内心诉求不应被忽视
“大妈”成了“爱扎堆”的另类注解，在种种现象的背后，需要真正理解她们为何爱扎堆。俗话说物以类聚，老妈们扎堆显然有共同的需求与诉求，满足群体特定的心理。大妈们离开了工作几十年的单位后，那种以业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瞬间分崩离析，人际关系出现了断裂，需要新的人际关系来延伸和充实自身的生活空间，并需要从中找到内心价值的取向。一方面是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她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感。
大妈们步入老年，有时间、有精力，却在家庭中开始失去主导地位，子女们忙于事业，忙于生计，忙于生育，大多无暇顾及她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其中一些，照顾孙辈成为维系亲情和证实老年人作用不多的纽带。而之于社会，她们“余热”散尽，退出职业身份，成了社会的闲人，更多的时候“安度晚年”的另一面，是不要给社会“添乱”。
现实的处境，其实让大妈们处在家庭与社会的边缘，“后职业时代”的落差，决定了大妈们需要找到一个生活空间与心理空间的突破口。由此，不难理解大妈爱扎堆，其实是满足“抱团取暖”的共同心理需要。她们极尽表现，占领华尔街，扰动金价，疯狂地跳着广场舞，即使被妖魔化，她们也一定要彰显自己的存在。
她们在一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过得相对充实。所以，不难理解她们为了买几斤新鲜鸡蛋与蔬菜，花一两个小时坐公交和排队，更在意的是消磨时光和家长里短的过程。同时，无论是广场舞还是一起做按摩，大妈们在一起，寻找情感的相互慰藉，纾解朋友、伙伴乃至亲情的焦渴。诸如，儿女说100句不听，却轻易被推销员的一句话说动，这其实是老人们在心理上对亲情的渴求，推销员这时就变成了一种“代偿”，成全了大妈们虚拟亲情的自我满足。
大妈现象折射出城市社会转型与老年化趋势下，老年人特殊群体诉求自我满足的局限性。对待大妈现象，不能单纯停留于表层，更该反思城市和家庭应当如何善待这个群体，而不只是单纯满足“活着”的初级层次需求，对她们在精神文化、社会交往和亲情养老等方面的普遍需求，给予必要的尊重，并加强引导、建设和服务，体现出更多的制度善意。(木须虫)
“中国大妈”须努力与全世界实现和解
“中国大妈”本来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笼统称呼，并无褒贬之意，但是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炒作中，现在俨然成了一个贬义色彩浓厚的词语。具体到现实中，“中国大妈”做什么似乎都不对，怎么做似乎都是错。跳广场舞成了抢地盘，乘公交车成了抢座位，去超市购物成了捡便宜，随之而来的就是诸如“挤占公共资源”“扰乱公共秩序”等“高大上”的指责。
本来能够被社会，甚至是被国外主流媒体作为一个群体关注，彰显“群体力量”，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像当年“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被评选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一样。但“中国大妈”们还没有体会到任何的自豪感，就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处境日益尴尬，好像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上。
也许是尴尬得太久了，当媒体把麦克风递到“中国大妈”的手上，给了她们表达的机会，她们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早高峰挤公交，我们也有事儿;扎堆抢鸡蛋，因为鸡蛋既便宜又新鲜;跳广场舞，可以健身也可以和老朋友聊家常。我们怎么就做错了?听了“中国大妈”这种反击，你不能不说没有道理，但真正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中国大妈”的自我描述为什么和社会对她们的印象相差如此之远?“中国大妈”到底该如何与全世界实现和解?
实现和解的关键就是互相理解，彼此体谅。当“中国大妈”为自己进行自辩的时候，她们同样需要自省，需要自律。你可以跳广场舞锻炼身体，但是不能因此而扰民，把音量放小点，在跳舞的时间选择上更合理一点，这是大妈们需要做的。乘坐公交车外出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去公园锻炼身体，大可不必非要赶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和年轻人抢座位。当“中国大妈”完成了自我反省，实现了自我约束，她们与这个世界才有了和解的可能。
当然，和解不是单方面的事情。早晨乘坐公交车，也许她们确实有自己的事情要办，并非故意和年轻人抢座位;跳广场舞是她们为数不多的锻炼身体的方式之一，因为除此之外，政府和社会并没有给她们提供更好的锻炼身体的方式和场所;抢购超市廉价鸡蛋，既说明她们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也说明她们在经济上还不够宽裕。所以说，“中国大妈”能否与全世界实现和解，不但关系到社会对一个群体的评价，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而和解的关键，就是她们与我们彼此的宽容、理解与自律。(苑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