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给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引发热议。该企业CEO张欣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助学是希望更多中国优秀贫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昨日，潘石屹也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7月24日《新京报》)

　　为了回应网友质疑，捐赠方称捐助对象是中国贫困家庭学生，反观公众舆论，真的是平复了很多。可不得不说是，但凡遇到中国人给外国高校捐款，总能一石惊起千层浪，指责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将其上升到爱国的高度，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捐款者进行舆论审判，2010年中国学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后所引发的的国内舆论反弹，就是很好的证明。

　　不少舆论的质疑，基本上都是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即这么多的钱，为何不捐给中国高校。确实如此，中国高校或许也需要捐款，但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到底捐给谁，都是捐款人的自由，跟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于慈善本身来讲，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意识形态渗透的现象，但促进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仍旧是主流，所以，对国人捐款对象的过于敏感，就是一种狭隘的慈善观。

　　提到教育慈善跨国界，司徒雷登筹建燕京大学都不得不提。在美国筹集到250万美元准备建设燕京大学后，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拿着“不爱国”的帽子给司徒雷登扣上，表现得很平静，相反有质疑的却是中国人，他这样回应当时中国人的质疑：“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为一体，就能够加深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样的回答所透露出的对教育慈善和文明内涵的理解，真的值得我们反思。

　　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确实需要我们去践行，但需明确的是，慈善是没有国界的，与爱国不是一个等价命题，不捐款不等于说是卖国，即便是捐款了，也不能说就是爱国，判断爱国不能仅凭借一个行为，将爱国主义给符号化。不得不说的是，爱国也没有一个量化的衡量标准，绝不能将自己的爱国标准强加到别人身上，在道德胁迫的基础上，暴力解读他人的行为，这样的爱国主义有悖于其应有的自由内涵，是要不得的。

　　自媒体时代给了每个人一个表达的空间，但表达的前提是建立在价值观理性的基础上，但在现实当中总会出现舆论的泛道德现象，动辄对国人的捐助行为上纲上线，就足以证明在思想的维度上，国人还是过于情绪化。胡适曾说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文明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宽容，而尊重他人的选择自由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对待潘石屹的捐款，尽管其已经声明受捐对象是中国贫困留学生，但即便是涵盖的范围更广，我们也应该尊重和宽容这种行为。需明白，思想和观点的正义性不是寄托在持有人数上，更不是放置于个人的道德标准之内来打量，狭隘的慈善观需要纠偏，道德化的争议必须要摒弃，与其争论为何国人要捐助外国名校，还不如反思中国高校为何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捐款，相比较来讲，后者显然更重要。

　　文/张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