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在江苏、贵州、宁夏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将是三地学费标准调整后的首批承受者。相比上一年，宁夏是各地当中学费上涨幅度最高的，其文史、理科、医学等各类专业的涨幅均超过50%。2013年，已有六个省(区、市)完成了高校学费标准的调整工作。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这些省(市)的学费标准绝大多数呈上扬态势，少则涨一成，多则翻一番。(8月18日《中国青年报》)

　　齐刷刷的少则一成、多则一番的“涨声一片”，还真是让谁都无法淡定。到底是“限涨”之后的报复性涨价，还是基于成本测算之后的调整，虽然是以“标准”之名，但却看不到所谓“坐标”和“基准”到底在哪里?涨得不明不白，惹来汹汹舆论，倒也就不奇怪了。

　　姑且不考虑高等教育本身的公益性，即便是作为一桩事实存在的买卖，供给方如此大幅度的涨价，也应该有个具体说法，至少应在成本—收益向度上赢得“掌声”通过。在媒体的采访中，某高校管理者这样说道，“这几年，学校的各项开支总体是增加的，学生的学费已经10多年没有变了，占培养成本的比重越来越低”。这种说法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随着物价的上涨，各项开支总体增加，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其中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一片“涨声”中到底有多少是源于培养成本的提高呢?

　　再者说，正如有论者所言，现在公布的生均教育成本，是经不起推敲的，还要公布每个学校的行政开支，包括‘三公经费’开支，学校的科研经费，以及科研经费的具体使用情况，在把生均成本核算清楚后，再考虑学费问题，更具说服力。当然，这本身也应有赖于主管部门关于培养成本的顶层设计，但令人遗憾的是，早在2007年，教育部就开始制定《高等学校生均培养成本核定办法》，只是至今还是“难产”，至于为何难产，恐怕不仅仅是标准和依据的难以测定，更是因于激烈的利益博弈。

　　再从收益层面来看，高校教育，于个体来说，可以视为一种未来投资，于社会来说，更是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集聚和提升。在涨声一片中，有必要追问的是，无论是于个体还是社会，性价比又如何呢?于个体而言，在付出高学费成本的同时，是否得到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呢?是否成才固然不能全部寄希望于一次高等教育投资，但是高等教育培养机制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与个体发展需求的滞后，却是备受国人诟病的事实。而于社会整体公共利益而言，行政化体制下的僵化，象牙塔净土的蜕化，也已经成为不堪的事实。于此之下，一片涨声又如何能收获掌声呢?

　　有论者说，大学学费并非不可增加，但是，学费增加要明明白白，也要实实在在，同时考虑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也只有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才能赢得掌声，赢得了掌声，适度的“涨声”才不至于违和。

　　文/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