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民主的界碑和高度自治的大飛躍。在歷史的轉捩點上，人大常委會按照五步曲和國家憲制程序作出了《決定》，對下一步普選立法的核心制度要素作出了明確決斷。《決定》是第三步和第四步香港本地普選立法的規範基礎，是香港普選的推進器。

 

　　一、《決定》是對香港未來政治存在形態和方式的根本決斷

 

　　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普選的第一步，成功邁出這一步，2020年立法會就有望實現普選，那時香港將全面實現政治民主化。行政長官普選採取何種制度，是香港政治民主轉型的核心問題，是中央和香港特區共同面對的第一個普選制度設計難題。

 

　　選舉制度是政治權力分配的規則體系，普選就是將對統治者的選擇權交給公民，準確地說是交給選民。普選內含一個悖論，就是「解構——整合」的悖論。在普選的那一刻，在理論邏輯上而言，首先，憲定權力被解構，並等額地交還到人民手中，選票就是權力的股權憑證;然後，人民通過選民集體投票，重新組構政府和立法機關。兩個環節之間存在一個悖論，這個悖論在實踐的意義上就是一種政治風險：解構之後能否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及時地重新建構出一個有效的政府?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來說，選舉制度的設計都是一項重要的憲政工程，尤其是普選制度的原初創設，更是一項冒險的事業。世界範圍內民主轉型的國家走過許多曲折的道路，有的國家導致了戰爭和死亡，有的國家解體了，有的長期社會動蕩、經濟蕭條。這些經驗告訴世人，民主轉型不可盲目冒進，應從本國本地區實際出發，選擇切實可行的制度。

 

　　香港普選，採取什麼路徑、何種制度形態，這是一個關乎香港長期利益的問題，也直接關係到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人大常委會決定按照五步曲和國家憲制程序對行政長官普選的核心制度要素作出明確規定，對香港未來的政治存在形態和方式作出了根本決斷，指明香港民主發展的方向，既是依法行使其職權的行為，也表現出了應有的政治決斷力和擔當。

 

 

　　中央對於此次決斷是深思熟慮，極為審慎的。從喬曉陽主任最初的講話起，相關領導人張德江委員長、港澳辦王光亞、中聯辦張曉明主任、基本法委李飛主任數次闡明了中央的原則立場，無數次以各種形式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李飛主任關於決定的說明報告以及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回答可謂曉之以法，動之以義，而且馬不停蹄即赴港向社會解釋常委會決定。真可謂：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既然人大常委會決定把大政方針與核心要素確定下來了，特區政府就有責任按照決定推進本地立法。香港社會在第一次諮詢過程中已經出現很大分歧，決定出台後有些政治團體和人士可能有不同看法，甚至迫不及待地採取對抗行動。但是，為香港的前途計，對抗和爭拗不是出路。否則，錯失良機，遺禍後人。

 

　　立法會若不能通過政改方案，香港就得原地踏步。這個話，僅僅在制度意義上成立，政治上不可能原地踏步，不進則退。

 

　　第一，推延普選進程，最早也得等到2017年之後才能重新啟動政改。那個時候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還是屹立在那裏，繞不過去。難道能指望通過抗爭逼迫中央廢除或者修改今日作出的決定嗎?

 

　　第二，2016年立法會選舉撲朔迷離。有些人認為，反對派綑綁投反對票，有利於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且不說這種盤算的道德缺陷，我看結果未必如其所料，這取決於香港選民的見地。一個理性的選民可能會認為，反對派因為自己沒有機會出閘就把選民的普選機遇給耽誤了，繼續投票給他們只會把香港搞得更亂，把香港和中央的關係搞得更僵。如果讓反對派在立法會佔優勢，政改前途更加渺茫。這樣的見識並不深奧。當然，人是受情感支配的，也許反對派通過製造悲情可以贏得選票，但是如果悲情製造得過度了，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真的嚴重影響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時候，人們就會理性地反思香港究竟需要怎樣的民主和怎樣的秩序。這個認識過程快的話可能一年，慢的話一屆兩屆。

 

　　第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堪憂，當選者相比今天更難以施政。可以預見，反對派不會接受所謂的「小圈子選舉」，會設法破壞選舉進程，玩什麼民間選特首之類的把戲。可以肯定的是，當選者的認受性會大打折扣，加之立法會的對抗，特首施政更加舉步維艱。更有甚者，那時特首還得面對重新啟動行政長官普選的任務，肩上擔子不堪承受。

 

　　第四，摧殘社會，延誤發展。隨着政治運動的展開，社會進一步被撕裂。可以設想，可能有數量可觀的青少年熱衷政治行動，極端勢力也將獲得實質性發展，逐步取代老派反對派。在高度政治化的氣氛下，香港必然失去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人心更加不穩。在那樣的條件下，再來談普選，要達成共識只會難度更大。

 

　　我相信廣大香港市民是理性的，奉請「泛民」審時度勢，顧及整體的長遠利益，在歷史的拐口處作出明智的選擇，為香港，也為這個國家開啟直接普選的民主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