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目前國民資產負債過高 風險正加速積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2014金融街論壇”上表示，目前我國國民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過高，風險正在加速積累，隱含著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
而化解危機有兩種辦法，其一，采取強刺激政策，其二，在盡量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前提之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促進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優化。對于兩種辦法的選擇，吳敬璉表示，第一種方法已經出現效應遞減現象，第二種方法才是應該采納的。
吳敬璉指出：效率太低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癥結性問題。只有效率得到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才能夠有較快的增加，中國的發展才能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對此吳敬璉給出了建議，第一，停止回報過低或者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第二，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或有負債，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要實施清盤或者破產重組。第五，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第六，附之以一些靈活的財政貨幣政策。
以下為演講實錄：
吳敬璉：謝謝主持人，我今天想講的題目是《應對金融風險的戰略與策略》。
十八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改革和發展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績。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還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比如說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經濟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通道，GDP增長乏力，產能過剩，市場疲軟，部分企業因為銷售不暢而資金緊張，甚至發生了一些企業的償債危機，出現了跑路的現象。
這些問題在宏觀經濟中集中表現，在我看來就是國民資產負債表，或者有人叫做國家資產負債表中的杠桿率太高，負債率太高，而風險正在加速的積累，所以就隱含著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怎么來應對這個風險，特別是金融的風險，就成為一個朝野所關注的問題。這樣看起來，不管從學界看還是從我們業界看，提出了兩種基本的處理方法：
第一種辦法就是采取強刺激政策，在金融業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是不少的，就是要求放松銀根，增加投資，拉動GDP的增長速度。采取這種辦法的好處是能夠在短期內提升增長率，解除一些企業的經營困難，或者使得投資者取得更高的回報。但是也有壞處，這個壞處就是用對企業進行了補貼或者是加大投資的辦法來支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率，妨礙了效率的提高。因為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補貼以后，反倒會減弱提高效率的壓力，會麻痹企業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而且一直提出的結構優化，也會受到影響。
我們在國民經濟結構里面出現了許多問題，其中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投資率居高不下，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說經濟發展的轉型，從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撐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會受到影響的。這樣的結果就會使得杠桿率進一步提高，本來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去杠桿化，如果用大量注入資金的辦法來維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率，它就會使得我們資產負債表中間的杠桿率進一步提高，這樣就使得風險進一步積累起來，使得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增大。
第二種辦法，我本人認為是應該采取的辦法，這種辦法的要點是說，在控制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之下，在盡量不出現系統性危機的前提之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把主要的力量用來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促進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優化。效率的提高和結構的優化應該說是從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以來就提出的主要目標，或者是經濟工作的主線。但是過去一段時間，主要的是由行政機關，由黨政領導來調結構，而不是靠一個比較完善的市場來調結構，所以應該說見效不大。我們如果能夠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優化結構就會有更切實的保證。
這兩種辦法實際上在我們過去幾年，從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都在用。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起來，剛才說的第一種辦法，看起來是失靈的。就拿今年來說，雖然領導已經明確表示了，中國不會采取強刺激的辦法來拉升GDP的增長率。但是實際從今年大致上第二季度以來，這個刺激的強度并不小，我們在座的金融界的朋友們大概都是很清楚的，可是效果并不那么明顯。而且從2009年以來，投資拉動起作用的時效是越來越短的。2009年那一次4萬億投資和10萬億的貸款，至少維持了兩個季度10%以上的增長率，然后就逐步下降。但是經過兩年，它掉到了8%以下。但是最近三年幾次啟動的刺激時效是越來越短的，這意味著我們學經濟學的人經常講的叫投資報酬遞減的規律，已經明顯的顯現出來了，所以想依靠這種辦法看來是沒有太大希望的。
另外一種辦法說了很多理由，采取后一種辦法，就是在控制風險，不至于出現系統性危機這樣的條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進改革，提高效率，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種辦法的壞處又是什么呢？它的壞處就是說，在采取這種措施的過程之中，GDP的增長率在一段時間可能會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占到一個中速的水平。但是中國領導人已經多次說過，這個意見是對的，就是不能以GDP論英雄，保就業，保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保就業、保民生的關鍵在于效率的提高。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呢？只有通過改革，建立一個好的體制，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效率太低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癥結性的問題。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要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就建立了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個制度的基礎。在這個制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解決效率提高的問題。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才能夠得到較快的增加，中國的發展才能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軌道。
有人就說了，你說的這個道理是很好的，但是在兩個方面都不能夠完全消除我們的顧慮。一個就是這個風險是不是可控的，你說這個條件就是要不發生系統性的危機，那么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不用政府注入大量資金的辦法，不用宏觀經濟當局采取刺激的辦法，能不能夠控制住這個危機呢？能不能夠控制住風險呢？另外一個方面，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是不是能夠保證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夠使得保就業，保民生的目的能夠達到？
我對這兩個方面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因為我們有事實上的根據，或者說我們有實際的辦法可以來達到這兩個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個解決我們的宏觀當局，不管是中央銀行還是財政部的領導都一再說了，這個風險是可控的。現在我們的金融風險是可控的，杠桿率高這種風險是可控的。但是這種可控不是說我們坐在那里它就控制住了，是要采取措施的。我認為我們現在是有能力采取這些措施把風險控制住的，而且使它逐步的消除。
可以采取這么一些辦法來堵塞漏洞，降低風險，我這里只是舉一些例子，現在從民間和政府部門都提出了很多我們需要采取的措施。我這里舉一些我自己想到的例子。
一是停止那種回報過低，或者是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現在有一種說法，特別是基礎設施的投資，東西在那里沒有關系，這種思考和我們學經濟學的人思考不太一樣，因為從經濟學來說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資源是稀缺的。所以這里就有一個選擇的問題，因為資源是有限的，所以你一定要放在那個回報最高的地方去。
二是停止對于一些僵尸企業輸血。這是我們看日本之所以在1990年爆發了危機，以后一直緩不過來，它有一條教訓，就是那些僵尸企業用各種辦法，用政府的補貼，或者用一些減稅或者是用資金注入來維持，這種做法現在我們這里還是有，這樣使得我們資產負債表杠桿會有提高的。
三是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現在最大的一筆就是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社會保障基金從中長期來看，這個缺口不但有，而且不小。對于這個或有負債，就是資產負債表看不出來的負債，實際上是有的負債。對于這個負債，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做出非常明確的規定，就是要撥付國有資本去充實社會保障基金。這一點有少量的動作，但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好像沒有采取比較大的步子來執行這個決定。我們改革的歷史上曾經有兩次決定后來都沒有實施，就是要撥付成萬億的，比如說21世紀初期就準備撥付成萬億的國有資本去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但是后來沒有實現。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我們應該做這件事，這件事可以降低我們資產負債表的風險。
四是對于資不抵債的企業要實施清盤或者破產重整。對于有一些重現了兌付問題的金融企業要停止現在普遍實行的剛性兌付的辦法，以便釋放風險。
五是要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財政部最近要求各個地方對國有的死資產的存量要設法盤活，當然這個有一定的難度，但是這個數量是很大的。如果能夠把其中一部分盤活，那么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我們的資產負債表的風險。當然我們還可以想出很多辦法降低我們的資產負債表的風險度。
再附之以一些靈活的財政貨幣政策，就是松松緊緊，總的趨勢來說，應該說我們的杠桿率還太高，應該是一個去杠桿的過程。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比如說可能觸發系統性風險的時候，那必須就要注入流動性了。這兩方面的措施配合起來，我們完全有可能把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控制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內。這樣使得我們有時間推進改革，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經濟中的問題。
是不是推進改革能夠找到出路呢？是不是推進改革能夠提高效率，使得我們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各種各樣的挑戰呢？我想講一件事，就是我們國家領導人多次說過，我們最重要的是要保就業，保民生。 那么從這幾年，從最近三年的情況看，GDP的增長率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下的。2011年是9.2%，2012年GDP增長率是7.8%，2013年是7.7%，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是7.3%，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的下。但是就業的情況良好，也許可以說還從來沒有這么良好。去年我們預期要爭取的城鎮新增就業的目標是900萬人，執行的結果是新增就業1310萬，原來的任務超額45%完成了。今年前三季度的情況比去年還好一些，好的不多，但是比去年還要好。所以使得我們登記的失業率保持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當然這方面不是沒有問題，比如說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和有學位的人就業問題、薪酬問題都存在問題，這個是事關我們整個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但是總體來說，特別是對于普通勞動者，這個就業情況應該說是良好的。這就證明了增長率和就業之間的關系不是線性的。當你就業增長的結構有改變的時候，那些能夠犧牲更多就業的產業，在能夠發展得更快的情況之下，增長率的變化和就業的變化不是線性關系。
什么樣的增長結構是適應增長率在下臺階，而就業結構在改善呢？基本的原因就是因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加速了，服務業的發展加速了。這些服務業不是什么很高端的服務業，就是普通的服務業加速了。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一個已經提出來了十幾年的目標，“十一五”計劃，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作為主線，就是說要靠提高效率，增長要靠提高效率來支撐。那么怎么提高效率呢？當時說了四條，效率提高了四個方面：第一要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變成市民，變成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者；第二服務業要發展它在產業鏈中服務的比重，也就是所謂向微笑曲線兩端的延伸，或者是用發展經濟學常用的話，現代制造業的特點是服務化；第三要發展獨立的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第四是用現代信息技術改造整個國民經濟。 而信息產業本質上也是服務業，所以應該說，從“十一五”，從1996年那個五年規劃開始，就是我們把發展各種各樣的服務作為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個主要的措施。但是“十一五”期間的情況沒有多大的變化，稍有變化，很小。可是最近三年情況變了，前年服務業的增長速度，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第一次超過了第二產業。去年第二產業的總額就小于第三產業了，第三產業總量超過了第二產業，這種趨勢現在還在進行。
因為服務業吸收就業的能力更強，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小飯館，還有網絡商業所分化出來的各種產業都在做招人的廣告，人員短缺，所以就使得我們就業情況大大的改善了。這一點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但是還有一個進一步的問題許多人沒有看到，為什么服務業號召了那么多年，五年的時間沒有太大的進步？最近三年為什么發生了這樣的變化？看來看去，其實就是在我們十八大前后，也就是說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間的兩個改革。一個改革是從上海開始的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在財政部門來說這個改革他們把它放在減負項下，這是對的，是一個減負的措施。但是經濟學家為什么那么強烈的支持這個改革，而且要求更快的推到更大的范圍？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一個改善我們經濟的一個重要措施。為什么？因為經濟學家都相信，亞當·斯密這個定律。增值稅是只對增加價值征稅，是有利于分工深化的。
我們可以看到，營改增以后，服務業分工的深化變得非常快速，就拿一個網上商業來看，你看它分化了多少個產業？增加了多少就業？另外一個改革，就是從深圳開始，后來是廣東的，后來本屆政府把它作為一個轉變政府職能很重要的舉措，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降低門檻。
實現了這一條以后，新注冊的工商戶的數量增加都是以百分之幾十的數量增加。 這些只是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間，應該說是叫做牛刀小試，牛刀小試雖然不足以確立我們經濟的新常態，就是說不能夠靠這一點小的改革就使得我們在增長速度降低以后效率得到了提高。我對于經濟新常態的定義，不光是說它的速度在降低，如果光是一個速度降低形不成常態，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還必須有另外一條，速度降低的同時，效率要提高。光有些小的改革不大能夠使我們確立我們經濟比較效率的中等增速這種新常態，但是它表明的一條，只要我們能夠堅定有序的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前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夠迎來我們中國經濟柳暗花明的新境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