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企業感覺到國內外市場的需求不會快速增長的話，他們不會冒險，“存錢”是他們最常見的選擇。

　　文/ 冷凱

　　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不穩定的政治局勢，在過去的幾年中，這些事件無時不在考驗著全世界企業家們的神經。為了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貸款不暢、融資困難等情況，各大企業都選擇了存錢。

　　根據德勤的研究數據，歐洲、中東和非洲的上市企業在2013年底的總現金餘額近1萬億歐元，比2007年多出3000億歐元。同樣根據彭博社的資料，歐洲、中東和非洲的1200個上市企業從2013年9月到2014年8月總共增添了470億歐元的現金流。

　　就連一向大手大腳的美國企業也開始走上了“攢錢”的道路。根據彭博社的數據，非金融行業的美國企業在2013年底的現金餘額達到了1.64萬億美元，比2012年多了12%，占其總收入的13%，高於曆史10%的平均水平。其中IT界三巨頭——蘋果、微軟和穀歌——總共擁有3500億美元的現金資產，幾乎占總額的25%。而蘋果的現金資產在2014年3月底為1590億美元(包括現金和可隨時出售的長期市場債券)，比包括美國、德國、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政府都要“有錢”。

　　“10年前蘋果的現金資產只有55億美元。”蘋果CEO蒂姆·庫克(Tim Cook)在2014年3月表示，“我們曾經陷入異常困難的時光，有時不得不靠著別人的‘好心’才活了下來。”——很顯然，蘋果並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歐美)企業用存錢取代投資是金融危機之後產生的一個根本性變化，而且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現象還會繼續下去。”德勤倫敦部門歐洲、中東和非洲研究主管克裏斯·金特爾(Chris Gentle)說。

　　存錢之因

　　如果說蘋果和其他歐美企業僅僅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攢錢”的話，那麼以日韓企業為代表的亞洲企業在存錢方面可是一等一的“老手”。穆迪分析師裏克·萊恩(Rick Lane)認為“企業存錢就是為了擺脫對資本市場的依賴，防止市場行情一夜變糟之後自己無錢可用的情況出現，而在這方面，沒有人能夠比亞洲企業更有資格發言。”

　　除了亞洲人比較節約、謹慎的天性和傳統之外，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是他們“血的教訓”。1997年三星電子因為芯片價格暴跌和負債過高差點破產，讓前任董事長李健熙心有餘悸。“從那時起，我們就知道大量的現金對於三星和大多數韓國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李健熙曾經表示。

　　勵志“攢錢”的三星在這方面的確是成果頗豐。2014年6月底，三星所掌握的純現金為600億美元，比蘋果的380億美元純現金還要多，讓韓國媒體驚呼“三星已經在韓國搭起了一座金元城堡”。

　　而韓國的“金元城堡”絕不僅僅只有三星一個，LG、SK等著名的韓國大企業和很多中小企業都擁有著大量的現金。根據韓國統計部門的數據，包括三星、LG在內韓國最大的10個企業的現金儲備額在過去的5年內翻了一番。截止到2014年8月，韓國非金融企業的現金儲備達到450萬億韓元(約合4400億美元)，占該國GDP的34%——雖然數額無法和美國企業相比，但是所占GDP比例卻要遠遠超過美國(19%)。

　　比韓國企業更有錢的是日本企業，它們的現金資產數額達到了229萬億日圓(約合2.1萬億美元)，無論在數量和占GDP比例上(44%)都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

　　“相比於韓國企業，日本企業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因為本國經濟萎縮而體會到積攢現金對自己的重要性。同樣，日本企業的數量和經濟實力也是造成它們現金流如此之高的原因。”IMF經濟咨詢師青柳智惠和吉奧瓦尼·加涅利(Giovanni Ganelli)分析指出。

　　曾經的災難讓亞洲企業變得小心謹慎，因此當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之後，它們又開始捂緊錢包過日子。專注亞洲的彙豐銀行分析師范力民(Frederic Neumann)表示在亞洲國家，特別是日韓，企業資本支出所占GDP的比例自2008年後逐年下降。

　　“這種現象可以被歸結為‘增長悲觀’情緒。”范力民說，“如果企業感覺到國內外市場的需求不會快速增長的話，它們不會冒險，‘存錢’是它們最常見的選擇。”星展銀行分析師大衛·卡本(David Carbon)則表示，雖然亞洲在過去三年內取得了5%左右的年出口增長額，但這都大多來源於地區內新興市場，來自歐美及日本的幫助寥寥無幾。“鑒於美國今年的經濟增速有可能會低於去年，而歐洲再一次陷入衰落之中，亞洲的出口額增速與以往相比不大可能有所改善，而目前的現狀對於提升企業信心來說是遠遠不夠的。”

　　存錢之罪

　　由此可見，亞洲企業“攢錢”的日子還得持續一段時間，這樣的現金儲備也是日韓企業在遭遇利潤下跌甚至虧損的情況下也能保持業務穩定的關鍵。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這樣的安排感到滿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是其中之一，從去年開始，他就一直在呼籲企業主提高員工工資、增加股東分紅。

　　安倍晉三的目的是讓日本民眾的收入增長水平能夠超過目前日本國內2%的通脹率，以此來釋放民眾的消費能力，為“安倍經濟學”發揮作用、提振日本國內經濟打下基礎;增加股東分紅則是為了改善日本企業股東分紅占企業利潤比例較低的情況，提高投資者，尤其是外國投資者的熱情。

　　“從1990年到2012年，日本民眾的薪資水平下跌了3.5%，而物價則上漲了5.5%。”日本媒體報道說，“而股東分紅所占企業利潤比例為30.1%(2013年數據)，是G7國家中最低的。”據悉，日本司法部門正在著力修改公司法，要求日本上市企業增加獨立董事的數量，作為改變企業管理結構的開始。

　　與正在謀劃的日本政府相比，韓國政府的行動更加迅速。今年7月才擔任韓國企劃財政部長的崔炅煥上任後第一個措施就是讓韓國企業提高員工工資、增加股東分紅、加大科研和設備投資。一個月後，韓國財政部提出一項新措施，准備向韓國企業的現金征稅：從2015年開始，資產總額在500億韓元以上的韓國企業如果沒有將60%-80%的淨利潤用於投資、員工工資增長和股東分紅，它們將會承擔額外的10%公司稅，同時，新法案還要求上市企業必須在自己的年報中記錄分紅計劃以及最大分紅數額。

　　“政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增加稅收收入、增加企業負擔，而是為了促使企業提高投資、工資和分紅，提高韓國人民的收入，為韓國經濟增長做出貢獻。”韓國企劃財政副部長亨裕煥在9月份的一次發布會上說。

　　“從2000年到2012年，韓國家庭的收入勉強實現翻番，而企業收入在同一時間段內增長了3倍。”韓國大信證券報告指出，“樸槿惠政府意識到企業與居民收入之間不成比例的增長正在成為韓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絆腳石，他們決定要改變這一點。”

　　同樣需要改變的還有韓國企業的分紅。根據韓國財政部的數據，韓國企業分紅占利潤之比為21.1%，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股息支付率僅為10%，是亞太國家最低(中國除外);股票收益率為1.2%，處於世界最低水准。這一切都被韓國財政部稱為韓國的“國家之恥”。

　　韓國企業的投資同樣也陷入尷尬境地，在過去的10年中，韓國企業用於科研和設備購買、更新的投入的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在主要國家中排名靠後，這導致韓國企業在創新、增加就業崗位等方面動力不足，對韓國企業的競爭力和國家經濟發展都造成了負面影響。

　　存錢之爭

　　“樸槿惠從上任開始就致力於改變韓國經濟、社會被家族企業控制的狀況，向現金征稅可以被視為她改革措施的一個重要環節。”范力民說。根據彙豐銀行的估算，如果東亞地區的企業都能結束大規模存錢的話，這一地區的的GDP能夠增長約2%。

　　然而正如任何一項政策都會有反對者一樣，4000多家受到新法案影響的韓國企業指責政府的措施是在幹擾企業運營的自由度，違背了市場原則，當然，也有很多反對者對這一法案的效果持懷疑態度。

　　大信證券預計韓國前10的企業必須要多付3.4萬億韓元(約合32.5億美元)的分紅才能達標，而新政策將會迫使它們多支付1.1萬億韓元(約合10.7億美元)的稅收。因此，韓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分析師金鶴壽表示韓國的大企業可能會寧願交稅也不願意多付股東紅利，而加重的稅負會削弱它們投資和提高工資的動力，讓新政策背離的原有的目的。

　　另外，就算韓國企業選擇了提高股東分紅，真正受益的也不一定是韓國民眾。“目前韓國最大的200個公司中有1/3是被外國投資者掌控。一旦企業提高股東紅利，最大的受益者往往是他們。”韓國經濟人聯合會稅務部門負責人洪性一表示，“這項措施不會改變韓國人喜歡買外國股票的現狀，反而會讓一些韓國企業搬離韓國。”

　　“韓國政府的決心值得嘉獎，但他們的方法是否奏效還無法確定。”《經濟學人》報道說，“大環境不佳、韓國企業和民眾的信心不足是目前韓國經濟的最大問題，而向現金征稅對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太多的幫助。”青柳智惠和吉奧瓦尼·加涅利的研究報告也指出韓國的“現金稅”和日本的公司管理結構改革都無法完全解決企業愛存錢的現狀，相反，它們的措施與日韓企業最傳統的經營模式相沖突，實施起來必定困難重重。

　　當然，並不是所有輿論都站在企業一方。“韓國的狀況證明了凱恩斯所說的‘節儉悖論’，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過於節儉對於國家經濟活力有著難以消除的負面影響。”《經濟學人》報道說。

　　“有進有出”方為平衡之道，世界第一“金主”蘋果花起錢來也毫不手軟，收購Beats等企業讓蘋果的業務和競爭力更加多樣化，占到總收入3%的研發投入也足以讓很多日韓企業失色。歐洲企業也同樣如此，2014年9月，西門子76億美元收購美國石油產品企業Dresser-Rand集團，德國制藥公司默克集團170億美元收購美國Sigma-Aldrich公司(均為純現金支付)，被認為是“歐洲現金大戶”德國人“攢錢”之後的大爆發。

　　“現在對於德國企業來說正是收購的好機會，之前的節儉措施讓它們的資產負債表充滿了力量，CEO們在問，現在不花錢，更待何時?”摩根大通德國分部並購部門負責人德克·阿爾伯斯邁爾(Dirk Albersmeier)表示。截止到2014年9月份，德國企業今年的並購額達到了1050億美元，是2007年來最高。也正是因為德國企業的大手筆，德國的就業率一直在歐洲名列前茅，德國政府也有信心在2014年保持GDP的正增長。

　　因此對於日韓企業來說，坐在金元堆上面並無太大的好處，如何有效地“錢生錢”才是提高效率、改善發展環境的關鍵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