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眼
2008年秋在華爾街引爆的國際金融危機至今已有7年。從多項指標看，美國這個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這個國際大玩家獲得了最大收益。美國通過經濟、金融、貿易，以及國際政治、外交、軍事等手段，軟硬兼施、組合發力，取得了轉嫁危機成本、改善自己體質、迫使對手陷入困境的“一石多鳥”效果。不過，美國的成績單雖然好看，根本問題卻沒有解決。一贏多損的結果，已給國際政治、經濟、金融，乃至地緣政治留下了更為尖銳的矛盾。怎么看?怎么辦?新一輪全球博弈或許更嚴酷、更複雜!
——亞夫
盡管傳統行業和曆史體制已經明顯不適應於時代發展，但它們不會心甘情願地退出或縮小自己的曆史舞台，而會持續地維護現有的格局與機制。盡管可以預計和認識危機的最終結果，但是其路徑往往出人意料，致使各國政府制定的經濟刺激政策與之相左。盡管美國經濟複蘇進程不斷向好，但是也應當清楚地看到，傳統經濟體制的裂變和重塑是艱難而漫長的過程，經濟的恢複與發展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重塑的試錯過程在所難免。
上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幾乎貫穿整個三十年代，與上世紀整個七十年代相伴的是經濟滯脹及兩次石油危機。這次金融危機曆時已經7個年頭，美國經濟開始恢複向好，但是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前景仍不明朗，新興經濟體在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際，經濟增長也受到了較大困擾。即使仔細分析美國的經濟指標，美國經濟也並未完全消除危機產生的根源，長期看美國經濟增長仍然存在隱憂和挑戰。
李海輝
出台扶助政策助力經濟恢複
為了治理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各國政府相繼采取了注入流動性、降低利率、實行重組與救助等貨幣政策和改革措施。同時，采取了救助弱勢群體、扶助創新行業和產業、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的財政政策，幫助國民經濟盡快複蘇。
1.實行定向寬松的財政政策
隨著危機快速蔓延和加劇，世界各國不得不攜手采取經濟刺激計劃與措施。2009年2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 “2009美國複蘇與再投資法案(ARRA)”。經濟刺激方案總額為7870億美元，由減稅和政府支出組成。減稅總計2880億美元，減稅包括對個人及家庭減稅與對企業減稅兩部分。
分領域來看，減稅方案中有150億美元屬於“基礎設施和科學研究”，610億美元屬於“弱勢群體救助”，250億美元屬於“教育培訓”以及220億美元屬於“能源”。針對個人和家庭的減稅規模超過2500億美元，是減稅計劃的重心。對企業的減稅主要適用於中小企業，即只有年利潤在500萬美元以下的企業才能以2008年或2009年的虧損來抵消過去五年內已支付的稅費。
美國不僅利用減稅計劃扶助行業發展，還安排了相當規模的政府支出用於救助地方財政和促進基礎行業發展。政府支出總額接近5000億美元，包括以下項目：
一是1440億美元用於“州和地方政府財政救助”，這是聯邦政府為了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削減衛生和教育開支或增加稅收，而向各級地方政府的撥款。其中包括對各州政府撥出的修繕學校建築的536億美元。
二是111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和科學研究”投資，包括興建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改善公共交通系統、加強寬帶網絡覆蓋、國防設施實施能源效益計劃、潔淨水源計劃、清理前核武和研究場地的環境等。
三是810億美元用於直接針對“弱勢群體的救助”，其中，100億美元投資公共住房計劃，199億美元用於濟貧，增加食物換領券資助貧窮家庭。
四是590億美元用於“衛生”。除將投資於醫療信息技術領域，例如將病例數據電子化外，437億美元用於公共衛生與社會服務緊急基金，其中有269億用於幫助失業者維持他們的醫療保險。
五是530億美元用於教育與培訓領域的投資。六是430億美元投入在“能源”領域，其中199億美元投資在再生能源及節能項目，131億元用於對再生能源生產的稅收抵減。最後，80億美元用於其他支出。
2.實施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
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從2008年11月開始2010年3月結束，購買了資產累計1.725萬億美元。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執行期間為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購買總金額6000億美元長期美國國債。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執行賣出較短期限國債、買入較長期限國債的“扭轉操作”。自2012年9月14日起，每月購買400億美元的MBS，不設定抵押貸款支持債券購買結束時間。第四輪量化寬松政策(QE4)始於2012年12月，每月購買450億美元國債，加上QE3每月400億美元的MBS，美聯儲每月資產購買額達到850億美元。
2013年四季度，美聯儲已宣布將逐步減少量寬買入規模，且將繼續努力維持低利率，以保障美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2014年11月美聯儲不再購買資產，這表明美國已經完全退出了量化寬松政策。
不過，美聯儲表示在量寬政策退出之後，仍將努力保持較低的利率水平，直至美國經濟回複正常。如果預期通貨膨脹率未突破2.5%，失業率高於6.5%，將繼續維持0-0.25%的利率政策。
3.產業政策持續發力
美國制造業正在利用天然氣價格低廉的優勢重整旗鼓。由於“水力裂壓法”新型頁岩氣開采技術的推廣使用，大幅降低了頁岩氣開發的成本和難度。引領頁岩氣技術的美國，正在掀起了一場“頁岩氣革命”。2000年時美國頁岩氣產量為零，截至2013年末其產量已經占到美國天然氣市場總量的四分之一。
美國能源自給率不斷提升，能源出口也在逐步擴大。美國天然氣價格從2008年每百萬立方英尺7-8美元的水平下降到了3美元的水平，下降幅度超過60%。天然氣產量飆升和價格降低，煤炭石油面臨被替代威脅。普華永道預測，在2025年之前，這場“頁岩氣革命”為美國制造業新增了一百萬個工作機會，同時讓制造業成本每年節省1160億美元。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制造業回流趨勢十分明顯，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效果逐步顯現。由於頁岩氣革命、新技術革命和物流成本下降等原因，美國經濟凸現成本優勢。制造業正在從德日等發達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逐步向美國轉移。
波士頓顧問集團(BCG)調查25個主要經濟體後發現，2013年美國制造業成本的競爭地位已攀升至第二，直逼第一名中國，韓國排名第三。BCG表示，與除了中國之外的其他十大出口國相比，美國整體成本低10%到25%，已經與東歐相差無幾。美國制造業從2004年起不斷提升競爭力，進步幅度超過除墨西哥、印度和荷蘭以外，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出口大國。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到2018年美國制造成本將低於中國。
美國宏觀經濟持續向好
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扶持下，技術創新和市場力量主導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經濟模式和產業鏈條重塑，美國經濟增長不斷向好發展，失業率已經降到政策目標以下，股票市場屢屢創出曆史新高，國內消費情緒趨向樂觀，制造業複蘇回流趨勢增強。
1.經濟穩步增長，失業率持續下降
按羅默等人所著的《經濟刺激方案的就業效應》(The Job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Plan)所述，本次危機就業率至少到2014年才能恢複到危機前的水平。從2007年中算起，整個經濟恢複和產業鏈條的重塑過程的時間跨度整整7個年頭。2014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的現價和不變價折年率分別為4.9%和2.4%，2014年9月末美國失業率降為5.9%，已經連續六個月在6.5%以下，登記失業人數同樣連續六個月處於1000萬人以下，基本恢複到危機前水平。
在經濟恢複過程中，扶持政策起到重要的救助作用。據羅默等美國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刺激計劃使2010年美國就業人數增加367.5萬人，當年GDP增加3.7%，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危機對經濟的沖擊。由於經濟向好和失業率下降，美聯儲經曆了將近1年的逐步縮減購買資產的過程，於2014年11月美國已經停止購買資產計劃，完全退出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財政政策也受到了財政“懸崖”的極大約束，政策助力將會越來越弱。美國經濟複蘇的穩固程度將受到考驗。
2.股市屢創新高，房市高位回暖
由於實體經濟再造需要較長的時間，所以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優先流向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因而，比美國實體經濟表現更好的，無疑是美國股市和房地產市場。2008年6月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最高達到12307點，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一路下跌到2009年2月的6547點，八個月總跌幅為47%。
在寬松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支持下，美國股票市場持續走出了五年多的牛市。截至2014年10月末，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已經創出17000點曆史高位，與危機期間的低點相比上漲已經達到160%，已經高於危機前高點40%左右。
房地產市場複蘇勢頭同樣強勁，2007年二季度美國房屋價格指數最高達到378點，最低跌到2012年一季度的310點，五年總跌幅不過18%。之後即開始穩步回升，截至2014年二季度回到341點，兩年漲幅超過10%。危機期間，美國房地產市場並沒有過深下跌，只不過是削去了2000-2007年快速上漲的泡沫，隨即重回原來的上升通道。
美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上漲，給美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效應。從國民生產總值分項數據來看，居民個人消費成為美國經濟複蘇最主要的動力。危機期間，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經過2009年的短暫下調，2010年即恢複增長。2008年美國現價個人消費支出為10萬億美元，2009年下降到9.84萬億美元，下降幅度1.6%。2010年增長到10.2萬億美元，同比增幅為3.66%。之後持續增長，2013年全年美國居民個人消費支出為11.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6%，成為美國經濟複蘇最為強勁的動力。
3.生產成本降低，美國產業升級再造持續推進
美國的一大優勢是頁岩氣的新開發技術帶來了相對便宜的能源，近五年美國天然氣供應年均增長20%以上。另一大優勢是擁有高端的制造業服務型人才。據有關報道，至少有30%的“制造業崗位”如銷售、工程、設計等主要依靠白領型的服務性工作，而在被麥肯錫研究人員稱為“全球技術和創新”行業的制造企業中，這一數字高達55%，這包括半導體、醫療設備及其他高端產品的生產商。
在綜合考慮勞動力成本、物流成本、供應鏈、產品創新和質量控制等因素的變化後，部分制造商開始對供應鏈及生產環節進行全盤再評估並重新在全球布局，一些美國企業把部分生產線搬回本土的案例不在少數。自危機以來，在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的扶持下，美國產業結構升級再造不斷推進。
另外，制造業在生產方式、組織形態等方面都出現了變革，這或將給美國制造業帶來一次重生的機會。比如機器人技術廉價卻具有高度自動適配能力，它正在讓制造業對勞動力成本變得不那么敏感; 3D打印技術使生產單件產品的成本與批量生產一樣便宜，大大削弱了規模經濟效應;社交網絡的出現改變了制造商、供應商以及消費者之間的互動和協作模式，縮短了從產品創新到生產的過程。制造業的大變革也改變了制造業生態系統，美國政府高效地服務意識有可能為美國經濟複蘇和再造贏得先機。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指出，未來的制造業版圖可能主要由小企業組成，由於它們無力獨自培訓工人、完成新產品的商業化以及獲得融資，因此政府如何完善這些行業鏈條上的不足，可能比簡單地給企業提供稅收優惠更重要。美國聯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扶持建立的制造業創新中心，就是要搭建這樣的“生態系統”。
美國經濟仍存在考驗和隱憂
美國經濟向好是建立在寬松的金融條件之下的，並且勞動力成本的國際競爭力仍沒有根本改善，美國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擴大，特別是美國經濟還面臨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挑戰和“財政懸崖”的威脅。美國經濟能否從複蘇走向繁榮，值得關注和思考。
1.美國收入分配差距不僅沒有變小反而有所擴大，建立在虛擬財富增長基礎上消費複蘇的基礎並不十分穩固
金融危機不僅表現為經濟蕭條與失業，它還能帶來社會的變革。經濟史學家戈丁與馬戈將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至50年代期間成為“大壓縮”時期，經過“大蕭條”的壓縮和“新政”的變革，這一時期美國收入分配差距大大縮小，成為美國史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事件。
保羅.克魯格曼指出“大蕭條”以後美國社會發生了經濟民主化的巨大變化，大多數美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錢享受體面的生活，50年代中期美國最富的1%人口實際稅後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之前的水平低20-30%，購買力絕對地下降了，而普通民眾的收入大大提高。人們在生活上的差別不過就像卡迪拉克與雪弗萊的區別：一個人或許比另一個人過得奢侈，但差不到哪裏去。這次危機被形容為“百年一遇”，其變革力量當然不能小覷。
盡管這次危機以來，美國實施了扶助貧窮家庭和小微企業的財政政策，但是至今看來美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還有擴大的趨勢。2008年美國20%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為17.1萬美元，收入占比50%;2013年這部分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為18.5萬美元，收入占比51%，比危機前提高一個百分點。2008年美國5%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為29.5萬美元，2013年達到32.2萬美元，這部分家庭的收入占比也從21.5%上升到22.2%。
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上升意味著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下降， 2013年美國20%低收入家庭、20%中低收入家庭、20%中等收入家庭、20%中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分別為3.2%、8.4%、14.4%和23%，分別比2008年下降0.2、0.2、0.3和0.3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沒有修複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增加了這種趨勢。經濟民主化進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表明這場金融危機的病根並沒有真正清除，未來可能爆發更大的糾錯行為。
2.美國勞動人口就業率和就業參與率仍在較低水平，主動退出尋找工作的勞動力人數較多，失業率降低帶有一定的虛幻性
最新數據顯示，截止2014年9月末，美國失業率為5.9%，已經連續6個月低於6.5%的貨幣政策目標。但是仔細分析美國的就業率、就業參與率和就業人數占比，就會發現美國的就業狀況並沒有像失業率那樣顯著改善。
美國勞動力就業參與率在1998年中達到最高67.2%，之後持續下降到2008年末的65.8%，10年間的就業參與率幅度下降1.4個百分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勞動力就業參與率進一步下降，截至2014年8月就業參與率僅為62.8%，不足6年的危機期間下降3.0個百分點。
這說明美國不僅存在較多的摩擦失業，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退出就業市場。其原因在於隨著美國新經濟增長范式持續改造，具有舊技術的人員不得不退出就業市場。而適應新崗位、掌握新技術的人才還沒有快速成長起來。因而，造成了失業率持續好轉，就業參與率卻不斷下降的局面。
美國就業率最低值出現在2010年11月和2011年6、7月三個時期，最低值為58.20，其他時期的就業率都好於這三個時期。2011年8月以後美國就業率略有波動的緩慢回升，至2014年8月美國就業率回升至59.0，應該說美國就業情況有所好轉。但是美國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確沒有明顯改善，2009年以來該比例持續保持在45%左右的低位，低於近20年的平均水平。這說明美國整體就業狀況改善並不明顯。由此可見，美國就業狀況仍需要長期整固，經濟增長的基礎並不十分穩固。
3.建立在財富效應和利息負擔下降基礎上的消費和投資增長，將面臨國際金融環境的不確定性變化，給美國經濟帶來困擾
如何看待美國居民消費增長和投資複蘇呢?建立在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金融環境，帶來了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複蘇，這些虛擬資產市場價格上漲的財富效應，使普通居民的虛擬財富大幅上漲和利息支出下降，居民消費信心得到一定修複，居民消費得到較快增長。
同樣，基於寬松的金融環境，一定程度上也基於頁岩氣開發帶來的成本下降，私人投資趨向活躍。但是今後美國已經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也遇到了“財政懸崖”的約束，美國寬松的金融環境能否繼續保持，取決於在其退出量化寬松過程中，其他地方的國際資本能否被吸引回流美國。
如果美元由弱變強成為定局，國際資本就會拋棄其他貨幣而換成美元，國際資本回流美國。這有利於美國在經濟複蘇過程中保持寬松的金融環境，進而維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複蘇。
世界經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主要經濟體穩健發展的情況下，美國經濟穩步發展的基礎才能更為堅實，否則可能受到其他經濟體的拖累。由於美國對經濟的掌握能力遠比其他國家更強，總體上看其他國家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更大。
如果其他國家經濟問題得不到及時糾正和改善，不僅在美國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曾經遭受了通貨膨脹的困擾，還可能在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後遭受通貨緊縮的困擾。美元回流美國穩固了美國經濟複蘇，卻給其他國家經濟增添了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也將給美國經濟帶來困擾。
4.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考驗世界各國經濟實力和貨幣掌控能力，中國經濟挑戰和機遇並存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進出口短期內出現了大幅回落，隨後開始穩步上升，出口增長比進口增長更快，貿易逆差有所收窄，有利於弱勢美元轉變成強勢美元。通過強弱轉換，美元投資收益頗豐：危機期間，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寬松的美元持續流入其他國家，持續推動他國經濟泡沫化。
比如2008年100萬美元的國際資本投資中國房地產，當時人民幣兌美元彙率在7.2：1左右，北京三環附近住房在2萬元/平方米，可以購買360平方米的住房。由於中國住房市場持續泡沫化，目前該住房單價約在6萬元/平方米，總價值為2160萬元人民幣。這是美元流入其他國家造成泡沫化收益，也是弱勢美元的外溢效果。此時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美元進入升值通道，國際資本回流美國。該投資人賣掉住房獲得人民幣2160萬元，按現行彙率6.15:1兌換成美元為351萬元，利潤率251%，複合年均回報率高達28.5%。可見，由於美元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和格局沒有改變，美元本位下的“貨幣悖論”也沒有改變。
從歐洲、日本和其他新興國家看，在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過程中，其貨幣如歐元、日元、盧布等彙率都出現了大幅貶值，這些地方的美元回流趨勢基本確立。不過，美元遇到了最大的抵抗是人民幣，盡管2014年1-6月人民幣兌美元彙率從6.05貶值到了6.26的水平，但是6月以後人民幣開始升值，至今仍維持在6.15一線。如果不能將在中國國際資本吸引到美國，美國寬松的金融環境將會遭到挑戰。
當然該博弈過程很微妙也很複雜，歸根到底取決於中美的經濟實力對比。中國經濟境遇並不比美國好，中國面臨的問題遠較美國複雜，不僅在於經濟體制需要改革、人口老齡化加速、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和出口增長面臨壓力，更面臨政治體制改革難題和利益集團的阻礙。在這次偉大的博弈中，中國有機會完成一項質的飛躍，但不確定性也比美國更大，關鍵在於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