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銀行香港分行環球金融市場部 劉振業

　　先講一宗舊聞，今年5月14日，由印度著名政治家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擊敗執政的國大黨，取得全勝，而莫迪亦成為新一任印度總理。這位新總理與內地關係良好，前後好幾次造訪內地，當中更曾大讚內地的城鎮化進程。莫迪講過：印度廣東正在崛起。由此可見，以莫迪為首的印度政府，在以城鎮化推動經濟發展上，她們十分崇尚內地模式。另外，聯合國在今年7月公布的《世界城鎮化展望報告》亦提到近十多年來全球城鎮化速度最高的是中國。故此，身為金磚之一的印度亦要借鏡這個「中國速度」來推動發展。然而，這個「中國速度」真是無與倫比嗎?

　　為何筆者這麼關心「中國速度」?近月內地經濟數據持續轉差，差到連經濟增長目標都要調低，而且近期亦頻頻見到內地不停放水撐經濟。除此之外，今年7月底國務院公布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指出希望透過城鎮化來推動經濟發展，其後坊間更指希望透過加速城鎮化來對抗經濟下行風險。筆者一向不反對以城鎮化來推動經濟發展，因自古以來，要成功晉身發達經濟體，城鎮化是必經之路。話雖如此，以城鎮化來抵抗經濟周期性下滑，你們有聽過嗎?

　　人口經濟聯動惟忌倒果為因

　　經濟學有law of demand，在發展經濟學上，E. G. Ravenstein於1885及1889年發表了兩篇以law of migration為題的研究文章，列舉了9條人口遷移理論，當中一條指出經濟因素是促使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歷史上，由經濟問題產生的人口遷移例子比比皆是。唐朝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難，以至由元朝發動消滅南宋戰爭，皆令到人口作大規模遷移，當中遠離戰火的南方地區如廣東、廣西等都成為戰亂避難所。

　　當然，除了戰亂，經濟興盛亦會造成一定規模的人口流動，如唐朝的強大國力及穩定的社會秩序吸引了不少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及阿拉伯人在唐代國土定居，這個可視為國與國間的人口流動，就如現代的美國及歐洲的經濟繁盛吸引不少其他國家人民前往定居。

　　另外，政府有計劃的人口遷移在歷史上也佔有重要席位。除了近代大家熟識的西部大開發促使近百多萬人的遷移，以及1980年代因戶籍制度改變而出現百萬民工下珠江外，最響噹噹莫過於清朝康熙皇帝應四川巡撫張德地要求，於康熙七年頒令全國官員均要積極鼓勵當地人民移居四川，並且把遷移政績與考核掛鈎，重振四川天府之名，而這個四川淘金潮直至乾隆期間才稍告一段落。由此可見，經濟及政治絕對主宰了人口遷移的最基本因素。其次，以人口來激活當地百廢待興的地方經濟亦到處可見，但要以人口流動來防止經濟下滑，可數的例子似乎少之又少。

　　城市過度發展需「去城鎮化」

　　人多好辦事是一般人理解，把這應用在增加城市人口來抵抗經濟下滑似乎很有道理。先不論這些新增人口的購買力是否足以撐起經濟，但究竟城市人口的持續增加是否好事呢?其實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提出人口安全系統來預警城市過度的發展。根據中南大學教授張桂蓉所編寫的《人口經濟學》一書可見(見表)，警示指標可分4方面，包括了人口與經濟發展及資源環境等多方面的不均衡發展指標，例如性別失衡、環境污染、民族衝突等，都可用來量度城市是否過度發展。書中研究結果雖沒正面指出哪一個城市正面對過度發展問題，但若把表中指標代入內地以至巴西、印度等新興國家城市，都會發現不少城市確實面臨着過度發展問題，如里約熱內盧及墨西哥城等等。

　　其實新興國家過度發展並不是新鮮事。如果城市本身已出現附表的警示，便需要「去城鎮化」而不是「城鎮化」。但現在為了抵抗經濟衰退的風險，讓農村人民大幅轉移至城市就可能讓城市過度發展，令人口老化或民族衝突等問題惡化，最後可能令經濟不進反退。如果這就是「中國速度」的話，這分分鐘是一個衰退速度，不是進步速度。

　　筆者常問一個問題：究竟什麼形式的城鎮化才是最好?在下曾講過，1880年代上，德國工業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城鎮化是現時新興國家應該學習的地方。除了大城市不斷發展外，具有不同特色的農村發展至中至小型城市來輔助大城市發展是一大出路。倒過來講，城市化重點不在於大城市，而是其周邊地區以至農村的成長速度。高度成熟的城鎮化，應該是百花齊放，而不是集中在個別城市，當中一大關鍵就是由基建工程所創造的城市間的生活圈。

　　總括而言，除了內地外，巴西以至印度都正積極興建大型基建來加強城市間的連接，以創造理想人口自由流動的基礎。不過，在新興國家政府的人口政策上，「中國速度」往往被捧上天，現在更有點演變成希望以人口增長來抗衰退。在此大家可想想，究竟是經濟牽動人口流動，或是人口流動拉動經濟?成功與否，往往只是一線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