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民建联副主席、新社联理事长 陈勇

    

    从狮城交流归来，在与新加坡各级领袖，包括部长市长、国会议员、大学教授、社区领袖的互动交流中，惊诧地发现他们身上不约而同地闪烁着一样的光芒：他们均视「下情上达、上情下通」为己任。这种高度的一致或许会有人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教育体系同质化的洗脑，却看不到它所展现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共识，让新加坡可以务实理性地制订国家政策，并一同大步向前。

    

    反观我们的社会，大部分各级议员、大学教授、社区领袖，甚至传媒人士，似乎更热衷於扮演「下情上达」的角色，至於「上情下通」呢？那似乎永远是政府的责任。

    

    於是，在我们的社会，不难发现一些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抨击政府的所谓为民请命的人士被冠以「正直敢言」、「维护公义」的美名；一些尝试中肯地为政府解释政策的人士被视为「盲目附从」、「有违良知」；甚至连政府部门香港电台都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推动「上情下通」。试问这样的社会氛围，政府能不弱势吗？

    

    我们时常羡慕新加坡政府推出「组屋」福利，让80%的市民可用低廉的价格自购物业安居乐业，但我们愿意像新加坡市民一样缴交高额CPF，缴交销售税，让我们的政府不必依赖卖地所得维持高昂的福利开支吗？新加坡市民除了「组屋」福利外，有等同於我们的免费医疗服务、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综援）、高龄津贴（生果金）吗？新加坡的「组屋」福利对於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新加坡市民的照顾果真比我们的「公屋」福利优越吗？不少我们的两级议员、我们的大学教授、我们的社区领袖和我们的传媒人，在面对部分市民或青年学生就公共政策的偏激质疑时，能客观地「是其是、非其非」吗？恐怕不参与大骂政府已幸甚，更遑论帮政府解释政策了。

    

    与其大骂政府弱势无能，还不如帮助政府改善施政。今天政府的尴尬局面固然有其自身的责任，但我们的各级议员、大学教授、社区领袖，乃至传媒就没有责任吗？社区中很多坊众明言，造成今天这样的社会氛围，其实大家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