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多數領域一樣，經濟政策也是行勝於言。中國人民銀行降低基准利率的措施，凸顯了中國政府穩定化政策的戰術重點，該政策旨在將GDP增長下限定在7%左右。

　　實現這一目標將非易事。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源自經濟向服務和消費拉動型增長模式的轉型，以及嚴峻的全球環境對舊的出口和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形成的周期性壓力。

　　特別是周期性挑戰要比預想的更加嚴重。盡管出口占GDP比重已從危機前35%的峰值大幅下降，但仍高達24%，這意味著中國已經受到全球增長周期的影響，特別是受需求尤其疲軟的發達國家市場的影響。

　　事實上42%的中國出口流向了歐洲、美國和日本，這三個經濟體都在經曆長期性經濟停滯。其中，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歐洲處境最為艱難。

　　當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發展戰略就開始失效，而中國正迅速達到這一水平，因此，中國不能讓高企的周期性風險阻礙其結構轉型。現代曆史表明，遲遲不轉變舊的增長模式最容易致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

　　事實上，只有結構轉型才能讓發展中國家步入高收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幸運的是，中國領導人認識到了這一點，並決心實現結構轉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帶頭推進改革和再平衡的努力。一年前，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和他的團隊制定了35年來中國最有雄心的經濟改革日程。這一日程以及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彰顯出當局提振服務業和內需的決心。

　　與此同時，中國在將施行改革的責任，從過時的計劃部門(發改委)轉移到效率更高的黨內市場機制(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此外還有前所未有的反腐運動，中國的再平衡和結構變革之路也沒有回頭路可走。

　　但周期性幹擾的風險(如出人意料的全球經濟增長下降)仍然存在。這構成了中國的一個重要戰術性挑戰：中國將如何堅持改革進程，同時免受短期增長嚴重減速之苦?

　　中國已不是第一次面臨這樣的挑戰。2008年-2009年的大衰退曾將中國推向衰退邊緣。全球貿易崩潰，中國出口需求年增長率從2008年中的26%降到2009年初的-27%。對此，中國政府果斷行動，向經濟注入4萬億元。盡管這一措施使中國經濟增長在2009年底複蘇，但也引發了新問題，包括債務過多、房地產市場過剩、地方政府金融風險加劇。

　　中國最不需要的就是財政刺激。今天的周期性幹擾遠遠不如2008年-2009年。此外，與財政上十分魯莽的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認識到債務過多是對可持續增長和發展的威脅。

　　此外，主要發達經濟體已將政策利率下調至零位，常規貨幣政策已經無招可出，而中國還有足夠的貨幣刺激手段，可用於解決周期性幹擾問題。在此情況下，中國更傾向於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擴張合情合理。

　　盡管如此，中國人民銀行的戰術性決定也存在潛在危險，尤其是在中國竭力擺脫債務密集型增長之際，其決定鼓勵了信用規模擴張。一個關鍵的挑戰將是避免信用風險升級破壞改革和再平衡過程。

　　首先，中國領導人知道，結構轉型和商業周期的互動將是複雜的。中國在解決問題上拖延越久，就越難找到應對之策。

　　習近平和他的同事們決心堅持使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同時清醒地看到近期周期性風險。畢竟，中國之所以容易受這些風險的影響，根源在於舊增長模式維持得太久。

　　最近的貨幣寬松表明，中國當局正在劃定阻止增長過度減弱的底線，他們將周期性幹擾視為對中國長期結構改革日程的真正威脅。只要這些擔憂還存在，中國就有望進一步實行貨幣寬松政策。

　　史蒂芬·羅奇為耶魯大學教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