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詹姆斯

　　俄羅斯當前的危機，尤其是盧布的崩盤，反映出的不僅僅是俄羅斯經濟的不堪一擊，也反映出當前國際秩序和對經濟政治可持續性的當代思考的脆弱性。

　　自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和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下定決心要找到途徑避免重蹈覆轍。它們認識到了用來管理現代金融全球化風險的3個關鍵要素：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緩沖墊來抵御投機的沖擊；避免出現大規模的經常賬戶赤字；還有較低的外債和私人債務水平。

　　此外，新興經濟體學到了治理的經驗，意識到了改善透明度和減少腐敗的必要性。這些國家的決策者和金融機構對什么會構成危機警示信號給予了相當大的關注。

　　在2014年之前，俄羅斯從各個標準來說都表現得相當優秀，并沒有出現任何警示信號。2013年，俄羅斯公共部門外債總額僅占GDP的3.8%，而私人部門外債總額占GDP比重也在30.2%的合理水平。去年春天，因俄羅斯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其外匯儲備也達到了4720億美元的良好水平；而且，俄羅斯央行[微博]的數據顯示，俄羅斯的外國資產總額已達到1.4萬億美元，超過了其外債總額1.2萬億美元的水平。

　　那么到底是什么出了錯呢？其中一個問題可能是資產并不能輕易調動。正如國際清算銀行的經濟學家們尤其是ClaudioBorio和HyunSongShin最近的報告重點指出的，金融資產余額通常反映出外國部門被用來創建更多中介——成為了使大規模資本能夠外流的體系。該現象似乎在俄羅斯的問題上尤為如此。換句話說，俄羅斯的公司用它們在海外獲得的資金來積累資產，但它們并不需要將錢真正打回國內。

　　在此情況下，壞事也會發生——即便是該國有大規模外匯儲備和經常賬戶盈余，畢竟如果需要付款，這些公司會迅速將外匯儲備耗盡，而不是動用它們的海外資產。

　　經濟學家對經典的宏觀經濟政策“三元悖論”耳熟能詳：一國并不能同時實現固定的匯率、開放的資本項目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但同時也存在一個金融部門的等價理論，就是資本流動并不能與金融部門的穩定性相容。而且，隨著國際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就像在當前俄羅斯危機期間，資本的自由流動甚至會帶來更劇烈的波動。

　　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也發生過類似的現象。德國和法國的緊密外交關系促進了大規模的資本流動；但隨著國際緊張局勢的出現，如1911年的摩納哥危機，引來投機分子的沖擊，加重了德國越來越被孤立的形勢。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當全球安全秩序瓦解、分裂之際，投機沖擊變成了政治操縱的一個工具。尤其是納粹德國希望通過給法國施以金融方面的壓力，來誘發法國信貸和預算危機，進而迫使法國削減軍事支出。

　　二戰之后打下的全球秩序的印記之一就是經濟和安全治理體系的互動，即五個大國占據了聯合國[微博]安理會的永久席位(譯者注：即常任理事國)，它們又占據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執行委員會的永久席位。這延緩了政治層面上促發投機沖擊的動機，并重塑了全球金融和貨幣的穩定。

　　蘇聯并沒有申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資格。但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申請獲得了IMF的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席位。俄羅斯隨即又融入G8集團，并加入了新成立的G20集團。

　　但G8集團已將俄羅斯逐出，俄羅斯實際上在最近一次于布里斯班舉行的G20峰會上被降至觀察員身份。簡而言之，世界秩序正在重鑄——俄羅斯正失去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

　　俄羅斯的政治精英還曾希冀一個新的或替代性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出現，此機制受到主要幾個新興經濟體的支持——巴西、印度、中國以及南非。所謂的金磚國家本被賦予希望來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尤其是IMF以及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確實已經挑戰了這些制度。但迄今為止，它們努力的效果仍然有限。

　　舉例而言，俄羅斯與中國在2014年5月達成了天然氣重大交易，報告說包含了天然氣價格以人民幣和盧布計價，而不是美元。但因為盧布的崩潰，這些條款或許還要再次協商。

　　同樣，去年7月，金磚國家創建的“應急儲備協議”聲明，會“預先阻止短期國際收支壓力，提供互惠支持，并進一步加強金融穩定”。但俄羅斯可能在此次危機中無法利用這一應急信用額度了。

　　簡而言之，西方主導的治理機制和金磚國家羽翼未豐的體系已經或正在離俄羅斯而去。在這一點上，俄羅斯唯一的希望就是，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如此嚴重的不穩定傳導下去，進而觸動投資者和新興經濟體緊張的神經——最終導致全球治理體系的“大爆炸”。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蔚華譯。版權：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