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王丹凝
2008年， 美國的《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 把香港和紐約， 倫敦并列為全球化的金融重鎮， 并且給這三個城市起了個新的名字 “NyLonKong （中譯： 紐倫港）”。 在網絡上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自己曾經 欣喜萬分， 還特意跑到系上研究日本的美國同事那里， 不無得意地說， “看看， 香港超越了東京， 成為了‘全球城市 （global city）’”。 當時那位美國同事還不服氣地笑笑回答我， “那不過是《時代周刊》的一篇報道而已.”
這段和同事的對白我一直記在心里， 是有一個特別的原因的。 2007年我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書后不久， 系上就讓我開設〈城市人類學〉的課程。 對于這門新課的設計， 我是又激動又憧憬： 激動的是， 終于有機會把自己在研究院學到的知識系統地教授給學生； 憧憬的是， 有機會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化的都市中教授這樣一門課，課上和學生的互動經歷本身就會非常有意義， 有意思， 非常值得期待。
為了突出在香港授課的特點， 我在書單的設計上特意選用了Saskia Sassen撰寫的2006年版本的《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世界經濟中的城市）》作為必讀教材。在這位社會學者眾多的著作中， 這本書比較宏觀和詳盡地闡述了城市在全球化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 同時兼顧了作者對經濟， 就業， 勞動力， 移民等多方面的研究興趣， 從多個角度闡述了當前世界經濟催生“全球城市”出現的地理文化現象以及其帶來的優勢與弊端。 Sassen的這本書至今被再版了四次， 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世界經濟全球化迅猛的發展勢頭和作者本人及該作品對該趨勢把握的準確性和深入性。 由此本作品入手介紹城市人類學， 我喜歡從一開始，就讓在香港學習的學生們對香港的城市文化有一個良好的政治經濟背景的解讀。
1.“全球城市”的概念
所謂“全球城市”， 就是指那些服務于全球經濟，同時占據了戰略性地理位置的全球金融中心城市。 這些城市遍布世界各地，可以提供最為優質的金融，法律， 財務， 保險和其它相關服務，為世界經濟的全球運作起著樞紐的作用，聯通全球的金融交易和貨幣流動。 因為這個特定的功能和地理需求，真正意義的“全球城市”并不多， 而且這個單子隨時在起著變化。按照Saskia Sassen在2006年這一版本的書中提出的一系列標準 （其中包括世界頭25家銀行， 股票交易所在該城市的總資產額等等），全球只有差不多十座城市屬于這個級別，它們是：紐約， 倫敦，東京，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磯， 悉尼，和香港 （2006: xii, 8）。除去這些城市，新加坡，里約熱內盧，約翰內斯堡， 杜拜， 孟買，圣保羅，多倫多，芝加哥， 上海等地也緊追其后， 隨時等待上榜。
從這些城市的地理分布，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城市遍布在世界各大洲，它們服務的區域也遠遠超出了本國和本地區，經過這些城市連接起來的是一個更為廣闊的經濟金融區域。同時因為這些城市的存在，其所在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才得以和國際接軌。
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這些城市的分布還顯示了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亞洲作為新興的經濟地區，充滿了活力，也帶給全球經濟百倍的動力，因此目前就有兩到三個全球城市活躍在這里，同時有另外幾個規模相當的城市也在維持著積極的增長速度， 隨時準備加入這個行列。如果將澳洲并入本區域的經濟格局，那么此區域的經濟活力和地理重要性就更不可以小看了。而過往的多倫多，芝加哥等城市，雖然曾經是榜上有名，但是隨著歐盟經濟和亞洲經濟的興起，它們在全球地域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就相對降低了。目前，隨著世界經濟的全面推進，這個城市名單依然在產生著變化。
2.香港成為全球城市的考量
香港作為亞洲的全球城市主要是源于它的地理環境。多山,多海,少土地的環境使得這里無論是發展大規模的工業和農業都會受到限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以加工業為主的經濟體系開始轉型，大量工廠內遷至大陸， 而本港則從一個以加工業為主的城市轉化為以服務業也為主的金融城市。
選擇發展金融業，既是區域間經濟發展的要求，同時又是香港的地形，地貌造成的。 在地少人多的情況下，發展金融業可以增加每平方尺建筑面積的投資回報，是最有益于擴大經濟利益的一個辦法。地產商大量建筑寫字樓，出租辦公室面積。在有限的空間內，因為服務于全球金融市場，而使得本港的建筑投資回報急劇上升， 產值倍增，因而也帶動了全城的經濟發展。
另外一方面，發展金融業也是有效解決就業人口激增的辦法。本港的人口數據顯示，香港的移民總數自上個世際五十年代，一直在不斷增加， 但是住房土地的供給量一直無法持續增長， 同時勞動力就業市場也隨著加工業內遷受到嚴重打擊。香港亟需一個新的經濟模式來滿足就業市場萎縮，移民人口增加， 和住房緊張帶來的一系列的社會需求。 金融業的飛速發展正好在這時滿足了這些需求，給香港的“后工業化時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和機遇。
3.全球城市的弊病
但是，金融業發達的全球城市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嚴重的勞動力就業規模的兩級分化問題。 隨著高科技產業，金融業將城市同世界經濟體系聯系在一起，越來越多的投資銀行，交易所搬到城市里來，同時搬來的還有配套的法律業，保險業， 財務等一系列輔助性的行業的公司。這些高工資行業需要的是全球化人才，每日處理的也都是全球化業務。因此它們往往是全球招聘精英人才，薪金水平具備全球競爭性。 雇傭來的從業人員服務于全球經濟，工作范圍不局限于本地區。
而在另外一方面，要維持如此龐大的全球金融運作體系，全球城市對配套的服務行業要求同樣非常高。服務業包括交通，地產管理，酒店，治安，餐飲， 娛樂等一系列項目。而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員并非需要全球雇傭，職員的工資收入水平也遠遠低于全球金融財務業水平 。
如此兩級分化的就業市場，隨著時間的流逝，就會在每個全球城市制造出尖銳的階級矛盾， 而這些階級矛盾會因為各類其它的社會問題激發出來。比如住房緊張， 醫療質量下降，消費能力降低等等， 都會間接觸動階級矛盾的問題，使得本來存在的社會不平等更加凸顯出來。
這就是我們最近經常聽到的所謂“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 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沖突更是在世界各地的全球城市中展現出來。從紐約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倫敦的“占領廣場”運動， 再到香港的“占中運動”，再再體現的是該類城市中大多數城市居民對民生的不滿和對加劇的城市生活壓力的抵抗。
4.新的中心與邊緣
解決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并非易事。目前經常看到的這方面的學術討論大多集中在住房費用，薪金結構，和階層分化等方面。 但是，這里我想引用Sassen書中的另外一個觀點，新的中心與邊緣，希望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和思考，將解決問題的思考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Sassen在書中指出，隨著這些全球城市地位的確立，全球的地緣政治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些以全球金融市場為核心的全球城市會漸漸與本地區的經濟脫節。 單從經濟指數上看，這些城市是區域內經濟的帶頭者，它們可以取代傳統工業， 貿易經濟模式形成的經濟中心。但是，因為這些城市直接服務于全球體系，它們和本區域內的其它城市相比，會在文化和社會層面上形成完全不同的體系和模式。
作為全球城市的香港目前就面臨這樣的問題。金融方面，這座城市和倫敦，紐約等其它金融中心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而這種密切關系已經遠遠超過它與區域內廣州 深圳，以及其它城市的關系。文化層面上，曾經一度以貿易中心雄踞于區域經濟的香港與南中國的潮汕，廣府，甚至是福建南部等地都保持著緊密的聯系。而如今，這些文化聯系早已被光芒更為耀眼的金融市場聯系所取代，無論是語言，飲食， 娛樂，還是品牌消費等方面，來自遙遠西方的影響都更為深遠了。同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求職者也將香港的文化變得更為多樣化、多元化。
另外，這類全球城市是金融的中心，但是并非是政治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政商分離，作為政治中心的城市反而要遠離這類金融中心，比如華盛頓和紐約， 法蘭克福和柏林，香港和北京，悉尼與堪培拉等等。這類新型的政治經濟權力的地域分布到底對我們目前面對的社會矛盾紛爭的影響是什么呢？它們的利與弊又是什么呢？這些都還有待于我們認真地思考。
寫作此文的時候，香港的占中運動已然結束。占領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學生們已經撤出這些香港最為繁華的商業區的街頭。占中嚴重影響了香港社會的法治和社會秩序，香港的經濟已經受到了非同以往的影響。原定于在這段時間內開始的連接上海香港的滬港通項目也一度被迫擱置，這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除此以外，此次社會運動所反映出的反政府、反大陸情緒尤為清晰，其負面影響將香港與大陸的關系帶到前所未有的惡化地步。
無論是在媒體還是在社會上，對這次規模浩大的社會運動的思考才剛剛開始。對于日漸進入全球化體系的香港居民和中國人而言，全球化到底意味著什么？ 對我們和世界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帶給我們生活的變化又是哪些？這些都還是要認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