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有發達國家的麻煩，我們有我們的麻煩，需要考慮的就是：怎么在一個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來的機會。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中國也面臨著自己的挑戰。外匯太多是一個負擔，該放到哪里去呢？我們有錢，但不等于有投資能力，所以很長時間里主要是買美國國債，對此國內也有很多批評。不然買什么呢？買黑石嗎？買希臘國債嗎？一個國家和一個家庭是一樣的，沒有錢很難受，有了錢不會投資更難受。

　　這種難受還會轉化到國內。一美元進入國內，要保持匯率穩定，就要付8元人民幣。而在一個時期內，我們不能讓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升得太快，否則出口受不了，沿海受不了，幾千萬農民工也受不了。要維持匯率穩定，就得大量投放基礎貨幣，當這個量超過了市場上的資本供應量、商品供應量、要素供應量和服務供應量，資產價格就會出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讓消費品價格的增長速度變得很高。一個房價問題讓政府忙了多少年，現在房價剛剛降下去，其他消費品價格態勢又緊張起來了。

　　所以，不要以為我們是貿易順差的一側就什么都好，順有順的麻煩，面對的全是新局面。在我們沒有預料的全球大時代，各國都有各自的問題要對付。

　　我們是怎么轉為高位下行的呢？原因有三條。

　　第一，高度依賴出口。我們受世界市場的影響太大，一旦遇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根本沒有發言權。華爾街很牛，中國所有的金融機構都畢恭畢敬地去華爾街學習，后來老師出問題了，我們仿佛挺開心的，但華爾街一出問題，美國的消費出了問題，我們的出口就突然下降了20個點。這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另外一面，這是有挑戰性的。

　　所幸美國托住了，沒有出現大的問題。但是，市場出問題有政府出手，而政府出問題，誰來救？就要靠勒緊財政收支。所以全球的總需求不足，新興市場的增長速度放緩，發達國家的需求更是下降了，對我們的沖擊力大一點。

　　我的看法是，高位下行難對付。所有企業的廠長、經理、CEO、包括地方領導人，還是想念過去的好日子，希望有一個快速的動作回到以前的速度，還是14%、15%的增長率。但這就像滑雪一樣，慣性非常大。所以說要適應新常態，不要指望可以快速回到以前的狀態。

　　第二，多年過熱。因為貨幣在往市場里蹦，多年中行政調控手段用得非常多，現在政府要抓的是減少審批。各位可以注意到，其實沒有什么審批是計劃時代留下的。每年調控地價房價，所有的投資品價格都被沖了下來，控制不住怎么辦？就通過行政手段發文件，一個部委不行，就6個部委聯合行動。這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相當大。國家調控是為了防止翻車，而一旦有了審批權，在微觀上很頑強，很難打掉。經濟上行的時候不怕，經濟一下行，會發現我們的經濟體里有很多的小剎車，很多摩擦系數。

　　第三，真實利率迅速轉正，物價指數很高。物價很高的時候借錢等于是拿資產，誰借錢就可以形成資本，所以信貸的愿望非常強。我們國家改了30年，現在還是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等經濟往下行的時候，這個力量就越大。物價降低，名義利率變成正的，高額負債，誰不負債誰吃虧，等到經濟一變臉，高負債就把經濟的起伏放大了。股權則沒有這個問題，好的時候多分錢，不好的時候一起熬著，但借貸不一樣。好的時候借貸，以為利息很低很劃算，等到市場一翻臉才發現：自己怎么借了這么多錢？跑路、跳樓都是這么來的。

　　第四，創業動力。我們在窮的時候開始創業、辦企業，這些年富裕了，創業的動力多多少少打了折扣。最近政府加快刺激消費，創造條件讓消費這一駕馬車跑得更歡，但是我們投資的實際利率和購房的實際利率就是一把刀，里外里都是它。好的時候一波動，債券為主的金融結構會放大這種波動；但物價下來了（我稱為“水落石出”），14%、15%的增長率一下子就變成了7%到8%。

　　利率一下滑，三塊大石頭就頂上來了。

　　第一塊石頭是成本，在經濟好的時候買地、買房、雇人，經濟一下行，賣的東西價格下去了，買的東西價格卻沒有下去，所以要有減稅措施來“托一把”。因為經濟下行，所有的東西都會下來的，問題是不均衡，有的快有的慢。這是成本的石頭，那就要消化成本。現在的企業，不練這個本事是過不去的。

　　第二塊石頭是債務，真實利率一轉正，就把很多企業、很多地方政府頂在那里。

　　第三塊石頭是產能。經濟好的時候不覺得，市場一翻臉才發現，怎么產能都這么高了？鋼鐵九億噸的產量，和水泥、建材等等，都影響著幾十個行業。南方有一個亞洲最大的床上用品交易市場，一年成交量一個億，現在也感到了壓力，因為床上用品很大程度是和房地產聯結在一起的。

　　我們雖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受益里也會有挑戰。為什么叫“新常態”？首先要認識大格局，這個局面并不是某一種力量或者偶然因素形成的。中國高速增長就是受益于全球化，而金融危機正是全球化的一次挫折，一定會讓中國經濟發生變化。這個影響在短期內還調不過來，但我們自己的心態一定要調整好。

　　水落石出，可以放水沒過石頭，但石頭還是存在的。有石頭沒關系，得消化它。短期看，怎樣讓貨幣更平穩，這些細節先不做討論；根本的問題在于我們的金融結構。這涉及到資本市場，涉及到公司治理，涉及到產權結構，涉及到整個國家的法治對私人財產的保護，非一日之功。

　　享受了全球化帶來的經濟上升，是不是新常態一來，大家就趴下了？

　　我們要在低潮的時候布未來的局。冬天是投資的好時候，五年以后一定見分曉。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態調過來是不行的。現在就兩件事：包扎傷員、掩埋尸體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來。

　　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難得的、把經濟搞起來的戰略機遇期沒有消失，兩個海平面還沒有拉平，工人工資還差了十倍，我們還有很大的機會。

　　第一，中國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說中國的開放不行了，依賴度太高，所以要收縮、以內需為主。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外需還有很大潛力。金融危機后，全球總需求的格局發生了變化，把七個最大的新興國家放在一起，和七個發達國家放在一起，經濟總量看是相當了。中國無論是貿易還是投資，在過去二三十年習慣沖著發達國家去，因為有現成的購買力、現成的基礎設施、現成的服務，生意做得非常順。在現在正在長大的全球新興市場的板塊里，我們所謂的過剩產能有多少出去了，貿易做夠了嗎？投資做夠了嗎？

　　與這些國家在經濟上打交道，靠純粹的貿易不行，一定要對外投資來帶。80年代歐洲資本是怎么進中國的？歐洲無論是由于資本的力量還是政府的遠見，借錢給中國，低息貸款，需要的話馬上就簽，但這個錢不是自由外匯，是專用于購買德國設備的。今天的中國是不是可以倒過來做？四萬億只能買美國國債嗎，能不能往別的方向試一下？所以，中國提出海上、陸地兩條絲綢之路，還提出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亞潛在的市場不能小看，有大量的貿易互補性，但他們的鐵路是寬軌，我們是窄軌，堵住了，我們的貨還運不過去。這方面為什么不能去投資？為什么不能做賣方信貸？

　　第二，要開放市場。我們制造業強、商人弱，就要開放市場。我總是和北大的學生說，將來五到十年最厲害的是什么人？是小語種人才。比如俄羅斯市場還沒有多少中國貨，潛力還很大。但是我們的打法要變，不能現成的產品拿過來就發貨。出口還會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興市場的打法，中國現在的比較優勢不同了，積累了一些資本，也積累了一些技術，現在已經可以去國外推銷我們的高鐵了，在過去誰能相信呢？這就是學習曲線。

　　中國也面臨著低海平面的競爭壓力，雖然開放，但人工和土地比我們便宜的國家還有的是。中國的產業開始往外走，制造業和游牧業一樣是走來走去的。我國到今天，農業收入占10%，農村戶籍人口占65%，其中17%常年在城市工作，這是國內面臨的很大一個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市場。怎么釋放這個力量？城市化。這方面遇到的問題和挑戰，以及解決問題后帶來的機會，都是驚人的。

　　當一部分制造業走了，一部分制造業升級了，剩下的就是服務業。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問題，一部分人口會甩到經濟過程之外，這是下一步很大的問題，但也是很大的潛力。

　　第三個問題，很多的人說中國的土地貴了、人工貴了、稅也高了，沒有競爭優勢了。這是錯的，工資的上漲永遠是和生產率在一起的。中國的產品存在什么問題呢？很多產品我們都會做，質量升得很快，但還是差那么一點，商品質量滯后于收入水平，滯后于消費市場的要求。去淘寶看一看，會發現進口商品賣得好，為什么，品質好！同樣的東西我們會造，很便宜，但品質呢？中國正面臨一場制造業的品質革命。質量差的東西過剩，質量好的東西方興未艾。

　　最后一條，中國高速增長，社會矛盾很尖銳，收入分配問題也很大。不是不公平，主要是不公正，但很多經濟學家不大注意這個。真實的世界中，讓老百姓不高興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權利歪了、官場的行為亂了、貪污腐敗嚴重、利用公權力……這些問題不解決，經濟總量到全球第一大也是不行的，持久不了。人心是一桿秤。要通過深入的改革，通過法治，把權力放到籠子里。要解決公正的問題。

　　所以，全球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新時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帶來的主要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當然也有挑戰，發達國家有發達國家的麻煩，我們有我們的麻煩，需要考慮的就是：怎么在一個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來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