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香港備受困擾的民生問題為何難以解決？殖民統治時期的港英政府給香港留下了怎樣的深層次矛盾？而現在部分港人存在什么偏見？人民日報記者訪問了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鄭赤琰教授。

　　港英政府管治缺失

　　鄭赤琰認為，在許多方面，港英政府并未在殖民統治時期履行應盡的管治責任。

　　他說，1967年香港大暴動，其真正原因并不是表面所看的左、右派相互斗爭，而是港英政府后來親口承認的“管治不當”。根據時任港督的調查，居民收入、教育、醫療和房屋等各方面都存在嚴重的矛盾和缺陷，社會對立、民怨沸騰，“當時居民生活水深火熱，暴動自然一觸即發；如果大家都生活得很好，怎么會有人去回應暴動的提議呢”。

　　而十年后的1977年廉政風暴，起因為香港警界相互勾結、勒索商戶和受賄貪污等惡劣問題被揭露，其中有警察頭目逃往國外，用其在香港貪污的錢在加拿大買下幾幢大廈。鄭赤琰感嘆，“可見當時的港英政府這個大機器，已經腐爛到什么程度”。

　　上世紀80、90年代刮起的香港移民風暴，在鄭赤琰看來，也是港英政府管治失利的結果。他說，港英政府之前幾十年沒有好好管治香港，而在租界到期前的十幾年里，這些民生難題根本無法得到妥善解決，于是香港人只好紛紛移民。舉例來說，當時新加坡政府給香港2.5萬個家庭移民的名額，市民排隊領取申請表格的隊伍從金鐘一路排到灣仔(約2公里)。鄭赤琰形容，“十幾年的移民潮，把香港的人才和資產都清空了”，是難以估量的損失。

　　遺留矛盾難以根治

　　鄭赤琰認為，港英政府的敗績，全部留給了特區政府，這是造成今日管治困局、改革無力現狀的原因之一。

　　房屋問題是改善香港民生的重中之重。相比于人口密度更高于香港的新加坡，兩地人民的居住水平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鄭赤琰在新加坡生活多年，對當地的公屋政策了如指掌。他說，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新加坡推行公屋政策，為市民提供租金低廉的住房；而后以“租金抵消房款”的形式將公屋低價出售給租戶，惠及全國約80%的人口；至80、90年代，新加坡政府更撥款給每戶4萬新加坡元，供翻新、加固及拓展房屋面積之用。經過幾十年政府的不斷努力，現在新加坡的公屋全部坐落在最繁華、發達的中心區域，居民住房條件得到最大保障，無論什么階層的人，都有合適的棲身之所。反觀香港的房屋現狀，公屋難求、“劏房”不絕、低收入人群“望樓興嘆”。鄭赤琰說，這些本該由港英政府解決的問題，卻拖了幾十年一直留到現在。

　　他又說，很多人以為“劏房”是回歸后才出現的，其實早在港英政府管治時期已有了，那時甚至還有“劏床”，一張床由3個人輪班睡，條件之惡劣無法想象。

　　而現在的居民收入和貧富差距等問題，鄭赤琰直言，是由于港英政府時期沒有在普通打工人群中推行公積金政策，致使當下的老年人身無積蓄、無法養老等嚴峻事實。他說，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政策是在回歸后才開始施行的，“九七”之前，只有政府公務員和大學教職員能享受公積金，其余人一概沒有，“沒有存款，窮人只會越來越窮”。

　　“戀殖”情緒盲目偏見

　　“‘戀殖’情緒說到底，是香港人的盲目和偏見。”鄭赤琰分析說，自從香港開埠以來，中國經歷了清末戰亂、八國聯軍入侵、軍閥統治，還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各個時期不斷有人逃難到香港。當時，殖民地是一個圈起來的地方，中國的內亂亂不到這里，他們自然覺得這里生活安穩。

　　再加上，上世紀中國30年的閉關鎖國政策，而香港經濟迅猛發展、國際地位上升，香港人的優越感也“水漲船高”。對比改革開放后騰飛的內地，香港優勢難以重現，所以有許多香港青壯年開始盲目片面地迷戀殖民地時期的輝煌。

　　而現在香港的“80后”、“90后”之所以對殖民地懷有迷戀情緒，鄭赤琰認為，這很大程度上與他們所受的父母教育有關。他們的父輩有的逃難而來，經歷過環境艱苦的中國內地和條件開放的香港，理所當然地將這塊殖民地捧上了天。年輕人在耳濡目染下，也漸漸認同了這種偏見，甚至開始對特區政府和中國內地產生抵觸情緒。

　　鄭赤琰說，很多人仍然以為現在的香港是英國人成功管治的結果，但這是一種“錯覺”。直至今日，特區政府還在收拾英國殖民地時期留給香港的爛攤子，包括房屋、醫療衛生、個人儲蓄、公共安全等各個方面。

　　“現在特區政府乃至中央能做的，就是給予香港人‘感受得到的關懷’，從小處著手，從讓人感覺得到的地方做起。”鄭赤琰補充說，例如滬港通、或酌情補貼因人民幣升值而收入受損的口岸商戶等，都是可以慢慢消除香港人偏見的互惠政策。

　　鄭赤琰最后建議，“還有重要的一點，應把香港官方語言定為中文”，英文可作輔助，但絕不能優于中國人自身的語言，這是一個國家對國民最起碼的要求。本報記者 陳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