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譽為「最帥大學校長」的周文彬去年因涉嫌受賄、挪用公款而落馬。上周有媒體報道稱，在一次庭審中，周文彬「竟然」使用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排列組合、誤差理論等，來論證公訴人證據的「荒謬」。

　　仇官仇貪掩蓋理性

　　平心而論，若是讀過報道中的辯論交鋒的話，周文彬的這段辯護可以說兼具知識性與邏輯性，也算對得起他曾作為「最帥大學校長」的學者身份。然而，觀看新聞背后的跟貼，卻發現多數看客并不這麼想：「就怕流氓有文化」、「偷梁換柱、偷換概念」、「學術流氓」、「為貪污狡辯」之類的評論不絕於耳，仿佛網友們個個都已經手握周文彬貪污犯罪的鐵證一樣。

　　在此，筆者不由得要為「流氓」叫一聲屈：即便周文彬貪污的犯罪事實已被認定，是否「流氓」就不能為自己辯護嗎?是否一個「壞人」就要坦然的承認對自己的所有指控，哪怕有可能是「莫須有」的罪名?

　　事實上，如果周文彬的身份不是大學校長而只是一名基層的教師，如果他的罪名不是「涉嫌貪腐」而是普通違規，筆者相信，看客們一定會為這一段科學的辯護而「叫好」，甚至順籐摸瓜「腦補」出很多他為上級「揹黑鍋」的情節。顯然，在整個社會強烈的「仇官仇貪」情緒下，一有官員出事，大家就已經在心底認定了他「必然有問題」。對周文彬來說，無論他是否真的有貪污受賄的罪行，看客們「有罪推定」的心態事實上已經把周文彬打入了道德的監牢中了——誰讓你曾是官員呢?

　　司法審判莫留漏洞

　　在筆者看來，周文彬的「科學辯護」反倒為我們提了一個很好的醒：我們更應該警惕的不是「流氓有文化」，而是「君子沒文化」。從聶樹斌案到佘祥林案，從趙作海案到呼格案，中國近幾十年來的一系列駭人聽聞的冤案，我們都可以總結為一個原因：司法公權力在回溯真相、依法斷案方面的不嚴謹和不科學。

　　是的，司法正義不僅是道德，更是一門科學：依法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以制約公權力的肆意妄為是一種科學;通過合理合法的證據蒐集，最大程度的還原犯罪真相是一種科學;允許法庭控辯的合理交鋒，實現程序正義是一種科學;盡其所能使罪責相符、罪罰相當，懲罰惡人也不冤枉好人，同樣是一種科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也可以說，誰掌握了科學，誰就掌握了正義。

　　在這起案件中，周文彬的「科學辯護」也許是詭辯，也許只是鑽了證據鏈條不完整的空子。換句話說，是因為檢察機關的證據有漏洞可鑽，是因為調查不夠充分而造成的「失職」;也許確如周文彬所指，檢察機關的證據本身是「荒謬」的——那就是檢察機關偽造證據的「瀆職」。

　　無論如何，都說明公權力一方在追尋事實真相，依法調查方面有重大的漏洞。若果真能夠以此得來「正義」，那也絕不是真正科學、嚴謹、無懈可擊的正義。

　　樂見司法改革邁步

　　也許周文彬的「文化」只是耍「流氓」，但是「君子」們要做的，不是動輒揮舞起道德的大旗，動輒將其歸為「流氓的文化」而打翻在地，也不是自詡理念的正義，卻以「流氓」來對抗「流氓」。而恰恰是真真正正的提高自己的科學、嚴謹、專業的「文化」水平，以正義的「文化」戰勝「流氓」的文化，以科學的證據、可靠的真相、堅實的邏輯、合理的程序來戰勝狡辯與詭詰。若真能如此，誰又會害怕「流氓有文化」呢?

　　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除了司法機關自身的努力，還需要整個司法生態的進步。近日，中央對拘留數、批捕率、起訴率、有罪判決率、結案率等五大執法司法考核指標的取消，已經向著司法科學邁出了令人欣喜的一小步。但距離真正的司法公正，科學審判，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