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茶涼型

　　消失的“三三戰略”

　　2014年聶春玉落馬，“三三戰略”成“落水狗”。批評者說，它沒有很強的針對性，對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很弱，在實踐中往往蛻變為在招商引資中向大項目傾斜

　　“三三戰略”，由原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秘書長聶春玉任呂梁市市委書記時提出。2011年，聶春玉調離呂梁，“三三戰略”隨即從呂梁政府報告中消失;2014年聶春玉落馬，“三三戰略”成“落水狗”。

　　2010年，時任呂梁市委書記的聶春玉接受《山西日報》采訪時，闡述了“三三戰略”，即強力推進轉型發展、安全發展、和諧發展“三個發展”，著力實施以綠色、循環、低碳為主要特征的大項目建設，以產業、民生、民富為主要特征的扶貧開發，以班子、基層、作風為重心的新時期黨的建設“三大工程”，傾力打造富裕、生態、特色“三新呂梁”。

　　按聶春玉的構想，大項目建設是“三三戰略”的中流砥柱，集中3年時間，重點推進486個總投資3012億元的重大項目建設，5000萬元以下工業項目和1000萬元以下農業、三產、基建項目不予考慮，“2010年年內將完成所有項目審批，一半以上開工建設，1/5建成;2011年上半年全部開工建設，年底3/5建成;2012年底全部建成達效。”

　　《國際金融報》記者查閱呂梁人民政府2005年到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三三戰略”被提及是在2009年後。2009年6月，原呂梁市市長張九萍在呂梁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稱，今後五年(2009年-2014年)是呂梁市全面落實“三三戰略”的關鍵五年。2010年4月，張九萍在呂梁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再提“三三戰略”，並重複上一年“關鍵五年”的說法。

　　2011年，聶春玉升任省委常委，“三三戰略”的說法在當年呂梁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消失。2012年呂梁市政府報告中，原呂梁市市長丁雪峰首次對呂梁的經濟發展道路提出“存在問題”，稱產業結構不合理，“二產獨大”。

　　2014年8月23日，中紀委消息，聶春玉涉嫌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聶春玉落馬後，“三三戰略”的另一面被陸續揭出。多名山西煤炭大亨被爆與聶春玉官商勾結，如離柳集團前任董事長邸存喜，山西聯盛董事局主席邢立斌等。聶春玉為這些煤炭大亨的項目“保駕護航”，後者則為聶輸送利益。

　　聶春玉落馬後，曾有國內媒體點評“三三戰略”，反映了聶春玉“溫水書記”的特色——“這幾乎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戰略，沒有很強的針對性，對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很弱，在實踐中往往蛻變為在招商引資中向大項目傾斜。”

　　2015年1月，《國際金融報》記者致電呂梁市發改委、資源局、新聞辦等多個政府部門，除電話無人接聽的狀況外，大多數工作人員在聽到“三三戰略”後，都對記者表示“不知道”。也有工作人員語氣不悅，稱“我是後來的”，便掛斷電話。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時表示，“人在政在、人走政息”的現象暴露出，合理的法律監督體制在中國官場的缺失。“在美國，一把手的決策要經過監督部門的審核與批准，才能付諸實踐。一旦付諸實踐，又不能隨便撤下。比如市長要實施一個項目，必須通過市政委員會的批准。有的小城市，委員會裏就十幾個人，但是這一套流程是鐵打不動的。”

　　竹立家認為，除了制度出台機制缺失外，在中國，制度性監督平台的作用也沒有發揮好，“比如說各級人大，一年有幾件咨詢案?監督功能還沒有完全激活”。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除呂梁外，山西不少城市先後提了各自的“三三戰略”，比如潞城市和侯馬市。聶春玉的落馬，並未影響到這些“三三戰略”走紅。侯馬市宣傳處一位秦主任即向《國際金融報》記者介紹侯馬市委市政府在2013年提出的“三三戰略”(三大經濟、三大目標)。

　　當記者向他詢問是否知道呂梁的“三三戰略”，並說明是由聶春玉提出時，他表示沒聽說過侯馬以外的“三三戰略”，隨後又補充說：“但也不表示它不存在。”

　　大項目共性

　　決策快大幹快幹

　　一把手職權過大，決策的設定完全是看個人喜好，在這樣的體制下，政策的優劣很難保證不說，還容易滋生腐敗

　　落馬官員提過哪些政策?《國際金融報》記者梳理後發現，除少數“一把手”以“不作為”著稱外，大多數地方要員均曾提出過個人色彩較濃的地方性戰略，如九江“3+1”戰略(趙智勇)、太原“不鏽鋼之都”(陳川平)、贛州保障房新政(潘逸陽)、廣州“三舊”改造(萬慶良)、重慶“大項目、大投入、大營銷”戰略(譚棲偉)、呂梁三項整治(杜善學)等。

　　這些政策從出台，到實施共性特征明顯。

　　首先，速度快——政策出台快;執行“快”，甚至歸納為“XX速度”等一系列口號。

　　昆明“一湖四片”戰略，由原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牽頭，即圍繞滇池四周新建呈貢、安寧等四大新城。雲南省第五、第六屆政協副主席楊維駿通過博客爆料，該政策是白恩培上任不久後聽到下屬提出後，“立即”召開省委、省政府聯席辦公會議，“當場”作出實施決定，不顧“政協、人大以及社會上許多專家學者群起反對”。

　　楊維駿稱，白恩培提出快速發展是第一要務，要先於一切、高於一切、重於一切。 “雲南各個領域，都是只要快不要好”，“與黨中央的科學發展觀唱反調”。

　　忻州“大項目”戰略，由原河北省委常委梁濱任忻州市委書記時提出，內容為發展主導產業，引進包括神華、魯能在內的大項目、大企業。在他的指導下，企業進駐速度極快。例如，《山西科技報》曾撰文表彰由梁濱引入的魯能晉北鋁業公司，100萬噸氧化鋁工程實現兩個“行業最短”——19個月建設工期，1周左右試車投產，“打破了長期以來鋁工業慢步走、風險小的保守發展模式。”

　　“大滁城”戰略，由原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韓先聰任滁州市委書記時提出。他曾這樣解釋該戰略，“城市的建設發展就像打仗,要用蛙跳式發展模式，迅速布點，迅速形成合圍”。他稱，該戰略實施不到一年，已完工16個項目，累計拆遷近100萬平方米——“打通快速通道”、“社區拔地而起”、“路網框架形成”。

　　其次，規模大——項目數量多，范圍廣，投資金額大。

　　原廣東省委常委萬慶良著力推廣的廣州市“三舊改造”計劃，截至2014年年底，改造面積達1.38億平方米，預計花費2900億元;原江西省委書記蘇榮在江西推廣“一大四小”綠化工程時，僅2012年一年，江西投入造林綠化資金就高達110億元，逼近該工程最初測算的總投資額。

　　在竹立家看來，中國許多地方政策的設定，反映出一把手職權過大的頑疾。“對一把手的職權沒有約束機制，他在位上時，決策的設定完全是看個人喜好，沒人敢提意見”。在這樣的體制下，政策的優劣很難保證不說，還容易滋生腐敗、權錢交易等一系列問題。“權力沒有約束，等於官員可以隨心所欲。貪不貪，奪不奪，完全要看他個人的思想道德水准，這是靠不住的。”

　　爛尾政策

　　人走政息不可取

　　韓先聰的“大滁城”戰略，被認為從根本上提升了滁州的城市面貌。落馬之後，政策面貌也未大變

　　十八大後，隨著各地落馬官員增多，這些曾經大幹快上的政策被揭出問題種種。從“一湖四片”霸占農民田地，到萬慶良、梁濱等人收受巨額賄賂，這些政策陰暗面在短時間內被放大在公眾眼前。

　　不少政策從“天上”掉入“泥濘”。比如，蘇榮落馬後，“一大四小”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被撤銷，“一大四小”字眼也不再被提及;前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秦玉海曾在河南推行“警務改革”，一些改革單位在秦被免職後又“恢複原形”;白恩培落馬後，部分在呈貢的工程項目也陷入停滯，對白式政策的控訴則不時見諸媒體。

　　湘潭市委黨校經濟學講師楚國良認為，政策的繼任執行者要有“胸襟”和“膽略”。他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繼任者要正確對待前任的新政，既不應該因為前任落馬就一味貶低對方的政策，也不能因為急於讓自己的政策“上馬”，便任由前任的政策“爛尾”。

　　一些名噪一時的新政成為“爛尾政策”、“爛尾工程”。據報道，中央已在去年年底叫停663個政績工程，原山西省委常委申維辰主推的龍潭片區“新地標”、山西省高平市原市長楊曉波的“一號工程”等也相繼停工。

　　竹立家認為，徹底改變“爛尾政策”的情況，還是要靠一個科學的法制監督平台。一方面，國家應當針對“爛尾項目”出台相關政策。另一方面，各級人大應當加大對爛尾項目的咨詢和評測力度，“對於沒有問題的項目，應當讓人家繼續做”。

　　從鳴鑼敲鼓到無人問津，該以何種態度對待“問題官員”的政策、項目，成為中央反腐行動開展以來，地方各級政府面臨的一重新考驗。

　　評論人嶽乾認為，“人走政息”、“爛尾政策”的現象，既不尊重社會本身所生成的秩序與演進方式，也不尊重治理者本身所形成的治理思路與治理秩序，它既是對社會的瓦解，也是對治理者共同體權力邏輯的戕害。

　　當然，也有少數政策獲得較好的口碑，如韓先聰的“大滁城”戰略，被認為從根本上提升了滁州的城市面貌。“對基礎建設的改觀不小，整個城市的形態框架全面拉開，而且(城市面貌)在他之後就沒有大的變化。”一位滁州籍媒體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描述。(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