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深化改革全面推進，財稅改革也推向縱深。「稅收法定」成為「兩會」期間財稅改革的熱點問題。面對中國政府加稅是否「太隨意」的質疑，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2020年之前應該完成「稅收法定」的改革。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財稅改革的進程直接關系著經濟結構調整、人民生活的提高和企業生產的積極性，也體現著中央對於依法治國和全面深化改革承諾的誠意。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已自2014年全面鋪開，到2020年之前均是改革的關鍵時期。如何破解財政收支緊張的格局，如何讓法律主導稅務，成為接下來財稅體制改革的看點。

　　財稅體制改革具緊迫性

　　在駛過長達30多年的快車道之后，中國經濟正進入一個減速期，新常態下財政收入的增長料難再一路高歌猛進。財政部長樓繼偉在答記者問時就指出，財政收入個位數增長恐怕是中長期情况;剛性支出項目還得繼續，在目前宏觀經濟不景氣的情况下，恐怕還得維持較高的支出規模。

　　應當說，財長所坦陳的財政收支緊張格局，是貫穿2015年，乃至今后一段時期中國財政工作的基本背景。

　　財政收支緊張格局不僅僅會影響改革的推進，處理不當，還會影響今年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乃至累積財政風險。所以財稅改革具有一定緊迫性。

　　從「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答記者問時的表述看，中國的財稅改革面臨著預算改革、稅制改革和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關系和財力分配關系這三大改革。

　　應該說，此三大任務確實亟待完成。中國與發達國家在財稅制度方面確實存在差距，其中就有預算不夠「陽光化」，這不僅使財政預算難以最優化，更滋生了腐敗空間，并且在地方債務方面，形成了不少隱性債務，暗藏風險。稅制改革主要體現在「營改增」的全面鋪開。「營改增」簡單來說是對服務業過去徵收營業稅改為徵收增值稅，從制度上解決營業稅制下「道道徵收，全額徵稅」的重复徵稅問題，使稅制更科學、更合理。這可視為本屆政府大力推行的簡政放權、減免稅費的重要一環。

　　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關系和財力分配關系，則是自1994年分稅制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當年分稅制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央財政，卻導致地方財政困難，并對后來廣為詬病的土地財政開了一道口子，今天各地房地產泡沫與之也不無關系。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關系和財力分配關系理順，對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著重大意義。

　　「稅收法定」是法治社會基石

　　「稅收法定」是人們對於財稅改革的另一大期待。去年，由於油價波動，中國數次上調成品油消費稅，人們對此都記憶猶新。社會各方對此都多有質疑，認為中國加稅「太隨意」。雖然樓繼偉表示加稅并非隨意，但是由於中國缺少稅收立法，不管如何解釋，社會上的質疑都難以消融。

　　建設法治社會，是中國政府一貫強調的重要治國理念，而「稅收法定」可說是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之一。目前，中國現行的18個稅種，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3種稅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開徵，其他15種稅都是由國務院制定的暫行條例開徵，并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因而缺乏制約的程序。這明顯不符合法治國家之精神。根據稅收法定原則，應將稅收一項單列出來，明確稅種、納稅人、徵稅對象、計稅依據、稅率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以全國人大為直接立法主體的法律規定。這意味著中國的依法治國必須先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未來，是要推動現有的稅收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或是將其取消再另行立法，還需要細細思量。伍敬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