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農民工陳鵬正月十五一返京，就接到了一家工地要他去上班的電話，他一聽每天只有200元工資，馬上就拒絕了。

　　老陳的心理預期是每天240元，而且還要有加班時間。加班工資高，每六個小時就可以算作一個工作日。去年，老陳干的活幾乎都是“8＋2”，這樣，一天工作10小時可以拿到320元。

　　老陳2002年就來到了北京打工，但真正感覺賺到錢是2008年以后，尤其是最近兩三年，他覺得工資漲得挺快，去年他在老家縣城買房花的30多萬都是這五六年間攢的。

　　老陳悄悄地對《第一財經日報》說，去年一年他賺了7萬多塊錢，加上他媳婦當保姆賺的5萬塊，他們兩口子還清了在縣城買房欠債之后還有結余。

　　“現在和以前不一樣了，工作不缺，錢少了我就不想去干，北京很多工地要到兩會之后才能開工，我不愁找不到好活。”老陳說。

　　就在老陳返京的當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給2014年中國的就業形勢點了贊——經濟增速雖放緩，新增就業卻不降反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2%。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新增就業和登記失業率這兩個指標并不能全面反映勞動力市場的狀況，但2014年就業形勢好轉的大趨勢是確定的，這不僅大大減輕了2015年的就業壓力，也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就業指標飄紅的“秘密”

　　曾湘泉說，相比于往年，今年就業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占篇幅有所減少，報告也不再突出就業問題，這說明就業工作本身的壓力確實下降了。

　　來自人社部的數據顯示，盡管整體經濟增速下滑，就業形勢卻保持穩定，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不僅超額完成了2014年初確定的全年新增就業1000萬人的目標，還超過上一年城鎮新增就業1310萬人的數量，創出新世紀以來的最高值。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9%。

　　曾湘泉認為，去年新增就業穩步增加主要得益于四個因素：一是經濟增長導致崗位需求增加，二是經濟結構轉型服務業比重加大，三是企業注冊制度改革，四是就業服務的加強。

　　就業與經濟增長是有直接相關性的，李克強總理說，經濟以7%左右的速度保持較長時期發展，實現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就會更加雄厚。穩增長也是為了保就業，隨著服務業比重上升、小微企業增多和經濟體量增大，7%左右的速度可以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

　　雖然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增速有所降低，經濟體量已經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了，當前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的“就業含金量”遠遠大于10年前。

　　同時，由于經濟結構的轉型，中國就業彈性(經濟增長每變化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就業數量變化的百分比)也在增加。服務業的就業彈性高于第二產業，《政府工作報告》稱，2014年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

　　曾湘泉認為，2014年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是企業注冊制度改革，這一改革促使新開企業數量爆發式增長，從而帶來大量的新增就業。

　　李克強表示，2014年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達到1293萬戶，其中新登記注冊企業增長45.9%，形成新的創業熱潮。經濟增速放緩，新增就業不降反增，顯示了改革的巨大威力和市場的無限潛力。

　　此外，曾湘泉還認為，崗位空缺到實現就業中間還有一個過程就是就業服務。過去幾年間，政府的就業服務抓得緊，人才中心和勞動力市場的硬件建設都非常好，再加上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實現崗位信息的快速共享，獲取就業信息的時間縮短，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摩擦性失業。

　　“大眾創業”時代還有多遠

　　曾湘泉表示，對于就業形勢的判斷不可能脫離勞動力供求的大背景。由于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市場變化較大，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伴隨的勞動力供給不斷下降，導致我國就業形勢判斷的復雜性不斷上升。

　　中國就業研究所每個季度都會發布中國就業競爭指數，即CIER指數，其計算方法是求職人數與崗位空缺數之比，近一兩年，該指數一直在下降，其原因在于崗位空缺數在不斷增加，而勞動力供給總量除大學生之外則在減少。反映在勞動力市場上，即表現為“招工難”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今年不僅是像老陳這樣的農民工感覺工作好找了，就連這些年來一直是“老大難”的高校畢業生就業，也有回暖的跡象。

　　每年3月是二年半制碩士研究生的畢業季。北京科技大學的一位老師向本報記者表示，今天他們的研究生工作普遍找得不錯，大部分都去了大型企業。

　　他發現學生們的就業觀念也在發生變化，以前總想千方百計地留在北京，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回到地方，以他們名牌大學的身份基本上都能謀到一份不錯的工作。

　　2015年高校畢業生又創歷史新高達到749萬人。“堅持就業優先，以創業帶動就業”是大學生就業政策的既定方針，政府目標是要加強就業指導和創業教育，鼓勵到基層就業，實施好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支持到新興產業創業。

　　李克強將“創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說，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雙引擎”，推動發展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實現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如今，越來越多的“80后”、“90后”傾向選擇創業。王家偉此前為一家國際知名的網絡社保供應商做外包服務，去年這家公司把所有的外包業務都集中到了印度之后，他被裁員了。他的同事有去京東的，也有轉成這家公司正式員工的，而他選擇了自己創業。

　　“在IT或互聯網，有經驗的年輕人工作特別好找，同事們被裁員之后用不了幾天就有新工作了。我沒有再去找工作，是因為現在創業環境改善，想看看自己有沒有能力去做成一家企業。”王家偉說。

　　官方數據下的隱憂

　　雖然政府將新增就業數和登記失業率作為兩項衡量就業形勢的指標，但實際上這兩個指標備受業內人士詬病，因為它們作為政府的工作指標，對勞動力市場的測量缺乏敏感性。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商業大學副校長邱立成今年提交的一份名為《關于完善就業失業統計、編制就業指數的建議》稱，就業指標是絕對數指標，而失業指標是相對數指標；這兩個指標的統計范圍也不盡相同。因此“新增就業人數”和“城鎮登記失業率”這兩個指標不僅不能全面反映中國勞動市場的就業失業水平，而且具有明顯的誤導性。

　　曾湘泉認為“新增就業”最大的問題在于它無法反映凈增的就業量。以最近熱火朝天的移動互聯網行業為例，淘寶等電商創造了千萬崗位，但因它們導致實體店倒閉失去了多少崗位，并沒有納入統計。

　　他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應建立和完善有關就業測量的相關指標，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城鎮凈增就業數據，增加諸如崗位空缺數、非正規就業人員比重、小時工資、工作時間長度等反映就業質量變化的調查指標。

　　邱立成認為，城鎮登記失業率只反映了勞動力市場的顯性失業(即公開失業)，卻不能很好反映隱性失業，所以也就不能反映中國的真實失業率水平，必然導致失業統計結果偏低。

　　邱立成在提案中引用了兩組數據。一是據上海勞動部門估計，每年上海不去勞動部門登記的失業人口約有2萬人。

　　另據一份抽樣調查報告，在3000名失業人員中，未去勞動局登記的失業者占25.5%。

　　同時，城鎮登記失業率僅以本地城鎮戶籍人口為統計對象，并不能反映中國真實的失業率。邱立成建議，要拓寬就業失業統計范圍，將農民工納入就業失業統計，逐步實現統一的城鄉就業統計。

　　國家統計局近年來已經在進行城鎮調查失業率的統計，將統計范圍覆蓋到在城鎮常駐半年以上的農民工。據本報記者了解，城鎮調查失業率比登記失業率高一個百分點左右。

　　曾湘泉認為，在2015年就業壓力有所緩解的前提下，一些隱憂也應該引起政府足夠的重視。

　　首先，在鋼鐵、煤炭等去年全行業虧損的行業，隱形失業的問題可能會比較嚴重，雖然沒有裁員，但工人的就業質量明顯在下降，體現為工作時間縮短，薪酬水平下降。

　　其次是經濟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包括治理霧霾都在短期內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如何安置因此失業的人員是政府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就業壓力開始顯現，在京津冀地區，或者蘇州工業園區，傳統行業的搬遷或調整過程中都面臨這一問題。”曾湘泉說。

　　根據中國就業研究所的CIER指數，盡管就業總量不再是中國勞動力市場最突出的問題，但結構性的矛盾卻依然難以化解，行業和地區的差異非常大，東北工業區和一些西部省份的就業形勢并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