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局已變 新勢待立——2015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之年
本刊記者 張立
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升級正處在重要歷史拐點：一方面經濟下行和通縮壓力增大，給宏觀調控帶來了不少困難；另一方面經濟結構升級的態勢初步形成??。面對內外發展環境複雜多變的新形勢，轉型與改革的時間空間約束全面增強。
到2020年，中國能否從工業大國走向服務業大國，成為轉型與改革的歷史任務和重大挑戰。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中國經濟未來發展仍有巨大潛力和空間，具備諸多有利條件，同時也面臨來自國際和國內前所未有的挑戰。能否有效應對挑戰，並充分運用有利條件，將巨大潛力轉變為現實生產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關鍵在於能否推進並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因此，中國經濟2015年將是壓力最大的一年，但也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由政策調整到經濟內生從而進入正軌的一年。
經濟轉型信號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在2月28日的一個座談會上指出，2014年的數字現在已經公佈，經濟增長7.4%，通貨膨脹2%。現在看來，進一步的下滑恐怕不可避免。因此對於目前這樣一種新常態就有很多議論。媒體議論比較多的是在說下滑，很多甚至是把這樣一種下滑看成了衰退。這種看法肯定是不全面的。大家都知道，如果僅僅把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教科書都寫不了這麼完美，7.4%的經濟增長配之以2%的通貨膨脹，完美的無以復加，但問題是這樣的結合，是在過去高達10%的速度4%的通貨膨脹的格局下，逐漸地下滑得到的。
李揚認為，觀察中國經濟形勢至少應當在三個層面。一是數量層面，經濟增長速度、物價水平、PPI、財政收支變化、貨幣供求、國際收支等等，人們比較多的關注這方面，正是對這樣一些數據的變化，人們會得出是下滑還是進一步下滑的結論。這樣結論的基礎上有一些悲觀情緒，但這只是觀察中國經濟的一個側面。二是效益質量的變化。三是改革的進展。數量的變化是一個側面，效益質量變化是一個側面，改革的進展又是一個側面。全面觀察這三個側面以後，才能全面對中國經濟當前狀況以及未來發展有清晰的認識。
李揚說，比如，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傳統體制有兩大弊端：投資驅動和外需驅動。外需驅動表現為長期巨額雙順差，導致國際收支順差。但前年基本平衡，所謂的基本平衡是國際收支差額佔GDP比重低於4%，前年2.6%，去年進一步下降。而且去年出現了國際收支中，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逆差。媒體把這個作為中國經濟的危險信號，很多報導甚至一些理論分析都說中國開始出現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
但李揚卻不這樣認為，他表示：“仔細看看就知道，這正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信號，因為中國紮紮實實地開始在輸出資本。過去我們也在輸出資本，但是以石油美元定值的這樣高流動性資產的方式在輸出資本，今天我們在投資，這是一個戰略性變化。”
四個制約因素
適應新常態需要加快經濟轉型升級，但轉型不會自然發生，過程充滿了困難與挑戰。近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在體制上大力推進改革的深化，在結構上調整優化三次產業比重，在發展方式上積極提質增效等。但總體上任務艱巨，經濟體制轉型處於攻堅期，發展方式轉變正在爬坡，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開放模式升級壓力重重。如果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內轉型升級遇阻，就有可能陷入長期停滯狀態。因此，順利完成全面轉型升級的歷史任務，引領新常態，就必須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突破瓶頸制約。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認為，有四個制約因素亟待破解：
一是發展理念需要轉變。發展理念是經濟發展的思想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實行趕超發展戰略，經濟發展主要致力於做大GDP規模和提高GDP增速，經濟規模和增長速度成為衡量發展成果最重要的一個標尺。在此觀念支配下，抓投資、上項目、擴出口成為常態，大幹快上、開展“速度競賽”，成為經濟工作的主要內容，經濟效率效益、生態環境、創新驅動、體制改革在一些地區、一些領域常被置於服從與服務地位。這些都說明我們的發展理念滯後於改革的現實需求，未能實現與時俱進。
二是市場主體需要重塑。企業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微觀基礎。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國有企業和其他多種經濟形式在資產規模、經營機制、管理體系、治理結構等方面都獲得了長足進步，但仍未形成強勁的內生發展動力。國有企業改革尚未完成，其發展路徑依賴和政策依賴仍相當嚴重。多種經濟成分的企業在發展中存在著經營粗放、“家族式”治理、行為短期化等突出問題，培育合格的市場主體、打造堅實的微觀基礎，是轉型升級亟待突破的瓶頸。
三是科技體制亟待改革。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是創新驅動戰略實施的基礎。總體來看，科技體制尚未突破原有模式，行政化特徵明顯，嚴重制約經濟轉型升級。
三是政府職能應加快轉變。在一些地區和領域，政府“有形之手”還在主導著資源配置。一是市場價格體係被扭曲。主要能源價格由政府部門制定，金融市場的利率、匯率受政府管控，靠價格信號引導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難以充分發揮作用。二是一些地方政府還在主導市場投融資。有的地方政府習慣於衝在一線招商引資，由政府給企業定項目，提供融資擔保，甚至替企業定投資、定技術路線，這些行政干預降低了微觀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三是仍然存在的一些行政性壟斷妨礙了公平競爭。一些限制性的發展規劃和行政審批束縛了企業手腳，抑制了企業和個人進入市場創業創新，削弱了市場優勝劣汰的功能。
突破“三個路徑依賴”
到2020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關鍵在於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能否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為主線，實現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這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挑戰，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因此，全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實現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職能的嚴格分離，建立統一、有效的市場監管體制；全面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的社會化、市場化；推動政府職能法定化，建設法治政府；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解放思想，變革政府發展理念是當務之急。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認為，轉型升級的關鍵是如何突破“三個路徑依賴”：一是政府與市場的合作關係要突破，從政府市場的合作模式轉向市場政府的合作模式，發揮市場的自我組織功能；二是城鎮化與工業化關係，過去長期是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現在應該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三是以經濟轉型推動社會轉型轉為以社會轉型推動經濟轉型。
在當前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壓力下，劉尚希認為，要防止走回頭路。在經濟增長下行的情況下，政府更容易強化組織功能，抑制社會的自主功能，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顯。他認為，當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就很困難。
此外，劉尚希還強調了當前城鎮化的“另一條路徑”：就近城鎮化。劉尚希認為，城鎮化離不開產業，產業不一定是工業，農業也可以作為城鎮化的一個基礎，尤其是高附加值的農業。所以在城鎮化的發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鎮化應該成為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異地城鎮化。就地城鎮化可以降低成本，而異地城鎮化的成本相當高，在現行體制下，就近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應該並舉。
轉型升級三趨勢
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編制之年，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十三五”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後“窗口期”，一是國內經濟矛盾與風險增大倒逼經濟轉型；二是國際經濟環境的複雜多變催促經濟轉型；三是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升級來說，2020年確實是個坎：化解短期增長壓力的希望在2020，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節點在2020。因此，能不能有效地穩增長、調結構、轉方式，取決於能不能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未來幾年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
遲福林指出，“十三五”期間，中國面臨三大轉型：即工業轉型升級—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城鎮化轉型升級—從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從三大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看，2020年中國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的客觀基礎正在形成。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遲福林表示，中國經濟未來轉型升級也將呈現三大趨勢：
第一個大趨勢，走向服務業大國的大趨勢。他表示，到2020年，中國健康產業市場總規模可能超過醫療市場的總規模，高達8萬億人民幣。中國每年大概10%以上的增長速度，就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消費總規模從現在的26、27萬億增長到45~50萬億，所以中國的消費結構升級將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市場空間。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服務業市場全面開放大趨勢，最近半年多來，國務院出臺了六七個文件，在某些具體政策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引導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相關的市場。
第三個大趨勢就是結構性改革的大趨勢。一是，財稅改革。財稅改革如何和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相結合進行結構性的調整，而不是基於現在的局部的一些調整。二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同轉型升級大趨勢嚴重不相適應，這個不相適應最重要的體現在中小銀行、民間發展銀行和經濟轉型的趨勢是嚴重不相適應的，中國是一個現在不缺錢的，在國際上認為中國有錢的大國，但是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現在急需錢。三是教育結構。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結構同轉型升級嚴重不相適應，如果不加快調整教育結構，轉型升級所需的人力資源就難以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