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人大會議，以2761票贊成、81票反對、33票弃權通過了立法法修正案三審稿，實施15年的立法法迎來首次更改。輿論最關注的，一是規定「稅收法定」原則;二是將享有立法權的地方由原來49個一下擴充至284個。

　　有美國媒體近日援引相關分析人士的評論稱，立法法亟需明確追責程序。評論指出，以上兩者在內容上并無瓜葛，邏輯上則正好體現了現代立法的不同趨勢：集權與分權。集權是為了保證規則統一，避免內耗。此番「稅收法定」寫入立法法，可還權於立法機構，減少行政機構的率性而為。分權則是為了激發活力，避免管得過死。正如安徽鳳陽小崗村30多年前成為中國改革的起點那樣，今天地方的很多新思路新做法，同樣需要某種形式的合法化，才能發揮試點效應。如果悉數仰仗最高立法機構，無疑是資源的極大浪費。

　　集權與分權，并無絕對優劣之分，集權的情况下，最高立法機構壓力倍增，要付出大量心血研究地方情况;分權的情况下，地方只為自己說話，各自為政。一言蔽之，集權與分權，就是個立法權力的分配問題，只要以民眾福祉、公共利益為指向，不成為問題。現實的更急迫的問題是，當前立法法對於違法行為的追責體系，并不清晰。

　　立法法及相關解釋，只回答了不同層級立法生成冲突后的取舍，如「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但發生這樣的冲突后，誰有權啟動程序、向誰啟動程序、立法機構的負責人應否擔責……都是問題。中國既決心建設法治國家，立法法又素稱「管法的法」，沒有牙齒，豈不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