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需要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新興經濟體也需要穩定的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各國正摸索新的國際經濟合作模式。“一帶一路”構想正是在這種國際經濟環境下形成的。
“一帶一路”的建設必然會增強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和金融合作，在共建中形成合作伙伴關系，加強彼此之間的互信互助。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可以協調發展規劃，共同抵御國際經濟金融風險、積極探索多種經濟合作模式，進一步消除貿易壁壘，推動新型區域合作平臺的形成。
□李天國 沈銘輝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在緩慢恢復期，多數國家經濟增長并不樂觀，國際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新興經濟體作為代表快速發展的經濟群體，在國際經濟中嶄露頭角。相比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仍然表現出更多不確定性，國際資本大規模的流出、國際原材料與能源價格動蕩以及自身經濟的系統性風險等因素隨時可能成為擊垮新興經濟體的重要導火索。全球經濟需要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新興經濟體也需要穩定的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各國正摸索新的國際經濟合作模式。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正是在這種國際經濟環境下形成。“一帶一路”規劃分別代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時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連接中國西北地區與蒙古、俄羅斯直至歐洲，涉及中蒙俄經濟帶和新歐亞路橋經濟帶；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華東地區出發，經華南向東南亞地區、非洲東部延伸，直至歐洲南部，涉及中國-南亞-西亞經濟帶和中國東北、華北、華東、華南等地區港口的海上戰略通道。“一帶一路”分別從陸地和海洋聯通了歐亞大陸，形成一個陸地和海洋的閉環。作為世界最長經濟走廊，“一帶一路”涉及中國、俄羅斯、印度等金磚國家和波蘭、哈薩克斯坦、印尼、馬來西亞等數十個其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但是“一帶一路”沿線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出現明顯放緩趨勢，俄羅斯、印度等國家經濟更是面臨很多國內經濟問題。
推動新型區域合作平臺的形成
“一帶一路”規劃旨在改善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環境，為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開辟了新的合作機制，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沿線上有3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而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上涉及42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一帶一路”的建設必然會增強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和金融合作，在共建中形成合作伙伴關系，加強彼此之間的互信互助。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可以協調發展規劃，共同抵御國際經濟金融風險、積極探索多種經濟合作模式，進一步消除貿易壁壘，推動新型區域合作平臺的形成。
穩定和繁榮的周邊環境是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一帶一路”規劃為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的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機遇。過去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如今中國不僅自身追求持續的經濟發展，而且也要把自身發展惠及周邊國家。通過加強與周邊新興經濟體的戰略合作，促使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經濟功能整合，形成共同發展的合力。
“一帶一路”規劃涉及眾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將開創對外開放的新局面。首先，“一帶一路”規劃可以推動中國與西亞的工業制成品與能源貿易。一方面，西亞作為中國最大原油(43.78, -0.18, -0.41%)來源地，中國從西亞進口的原油和液化石油氣等能源類產品不斷增加，其重要性顯得日益突出。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輕工業產品、機械和制造業材料等產品又可以有效地滿足西亞新興經濟體的需求。中國與西亞新興經濟體的強互補性會使雙方實現雙贏。其次，“一帶一路”規劃加強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合作，推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終結，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向東南亞地區轉移。中國可以向東盟轉移技術與經驗，擴大對東盟的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并從東盟進口所需原材料和能源。而且東盟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也有助于打破東盟地區長期經濟發展瓶頸，加快實現公路、鐵路、航路的互聯互通，共同發展海洋經濟，并且加強海洋安全合作。
這種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合作有助于應對來自美國倡導的TPP引發的挑戰。美國推動的TPP使得天然的東亞生產網絡遭到了破壞，TPP希望通過改變貿易規則重構這一地區生產網絡與貿易版圖，進而保證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國以自身的標準和價值取向來主導TPP的進程，這樣就有利于發揮美國的優勢，而弱化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優勢。與此相比，“一帶一路”規劃以各經濟體亟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為紐帶，推動中國周邊新興經濟體的區域合作，同時加快形成產業鏈條布局，將有助于部分緩沖國際經濟規則重塑引發的挑戰。
“一帶一路”規劃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推動的新開放政策。長期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而內陸地區開放程度仍然處在相對較低水平。“一帶一路”規劃將有力地帶動中部與西部地區，尤其像新疆、甘肅、青海、寧夏、云南、陜西、內蒙古、東北三省等地區的開放程度會得到明顯改善。中國經濟轉型不僅僅是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圈的轉型，而是包括西部和沿邊地區在內的整體國家經濟轉型。“一帶一路”規劃有助于中國解決部分產能過剩問題并且適時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使中國與周邊新興經濟體形成產業梯度和區域生產網絡，促成新的雁型模式。
實施“一帶一路”規劃可能面臨的挑戰
然而，“一帶一路”規劃的實施也可能面臨各種矛盾與挑戰。
第一，國際上存在一種對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規劃質疑的聲音。這些觀點完全無視“一帶一路”規劃的重要經濟功能，一味夸大中國的外交政治意圖，甚至還有些人將“一帶一路”規劃比作“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上世紀的馬歇爾計劃作為帶有排他性的冷戰時期的戰略，目的是要遏制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結果導致了全球市場分割與資源配置的扭曲。而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規劃秉承包容和開放的理念，不限國別地倡導發展、合作與共贏。而且馬歇爾計劃背后是美國的全球霸權意圖，這與中國倡導的和平合作、互利共贏的主旨是完全相反的，“一帶一路”規劃要與周邊新興經濟體打造共同繁榮的命運共同體。
第二，沿線國家的政治局勢可能會形成各種阻力。中國參與的泰國 “大米換高鐵”項目、墨西哥高鐵投標事件以及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項目等都表明新興經濟體仍存在很多政治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同樣可能會導致“一帶一路”規劃遭遇各種困難。我們需要加強對周邊新興經濟體的研究，針對不同風險因素準備不同方案，強調政治上互信互鑒和經濟上互利互補，化解各種矛盾和負面因素。
第三，美國的圍堵和抵制會干擾“一帶一路”規劃的布局。美國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并不看好部分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參與中國倡導的亞洲多邊合作機制。中國需要通過實踐讓各國看到中國并非要搞單邊主義、絕不會謀求地區或海洋霸權，不劃勢力范圍。其實中美在亞洲地區存在很多合作可能性，在“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以及地區安全事務等問題上兩國已經意識到合作帶來的潛在收益。中美之間可以通過擴大共同利益和合作，來減少美國對中國“一帶一路”規劃的抵觸情緒。
第四，最后一個挑戰來自我們自身。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我們需要決策的科學化，做好財務風險評估，需要制定詳盡的實施步驟。政府和企業都要研究和制定海外投資戰略，降低海外投資受挫風險，摸索新興經濟體可持續合作模式。“一帶一路”規劃并不是單純進口對方資源、出口本國廉價商品，而應該是推動各國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共贏戰略。部分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存在破壞當地生態自然環境、利用制度缺陷牟取暴利等行為，這對中國的對外投資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企業需要加強責任意識和誠信意識，以良好的企業形象和實際業績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的目標。
(李天國系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沈銘輝系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