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近日有媒體刊文起底神秘商人郭文貴。報道中更牽扯出政商組織“盤古會”，涉及已經接受調查的原國安局副局長馬建在內的眾多高官。這不禁讓人又想起曾經在令計劃案中頻繁出現的“西山會”。在中國，究竟還有多少類似的地下政商組織存在?
“XX會”，大老虎的標配
提及郭文貴，就不得不提及日前深度涉及令計劃案而被調查的北大方正集團前CEO李友。為了爭奪方正證券的控制權，郭文貴在海外指揮旗下的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與北大方正集團，展開了一場鬧劇般的互相“舉報”，這使得郭文貴這個名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廣泛傳播。而這次國內媒體的報道，證明郭文貴絕非“武松打虎”式的戲碼，而更像兩大勢力之間的角逐，全篇的資本、權力和心計，並無黑白之分。
北京的地標建築盤古大觀，成了關於郭文貴傳說的關鍵詞。作為實際控制人，郭文貴在此搭建了一個名為“盤古會”的，以政法系統官員為主的龐大政商網絡“。據稱，郭文貴差不多每周在此設宴，邀請包括國安局副局長馬建在內的多人聚會。通常情況下，他們都是乘坐貴賓電梯進入盤古核心樓層。高官、富商、定期聚會……這一切都如此前令計劃所操縱主持的“西山會”極為相似。
令計劃案前後，“西山會”被媒體挖掘，稱這個特殊的“小圈子”由山西籍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組成，除官員外，只有個別獲得身份認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擁有埋單的資格。西山會內部沒有固定章程，沒有組織程序，也沒有固定地點，以不低於三個月一次的聚會頻率保持聯絡。其中的成員包括令計劃、令政策、劉鐵男、申維辰、金道明、丁書苗等人。這個以權力為最終目的的組織，也最終在令計劃落馬後浮出水面並被中央粉碎。
這樣的神秘政商組織在地方一級也同樣存在。“羊年首虎”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落馬後，隨著媒體調查的不斷深入，楊衛澤組建江蘇版“西山會”的說法也甚囂塵上，有當地相關人士向媒體披露，楊衛澤與此前已被先期調查的原南京市六合區區委書記婁學全、溧水區區委書記薑明、建鄴區區委書記馮亞軍、連雲港市委書記李強(曾任南京河西新城指揮長)等多名廳級官員之間形成著一個“圈子”，類似江蘇版“西山會”。
“盤古會”、“西山會”的真正可怕之處
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建國後，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共組織原則，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但當下如令計劃的“西山會”、郭文貴的“盤古會”，借同鄉之名，行結黨之事。山頭之內互相扶持，互相提拔，這恰恰是犯了政治大忌，更是對於中共用人“任人唯賢，五湖四海”組織原則最赤裸裸的挑釁。
“盤古會”、“西山會”如果真的如媒體報道的那樣，就意味著中國政治中的政商關系的確已經建立了屬於“地下”的“叢林法則”與人脈關系。而且互相結黨之事似乎已經成為政商圈的“通病”，在這種“政商勾結”基礎上建立了一張龐大的網絡，輕則腐敗，重則篡權，的確到了中央不得不重手清除之時。
而關於令計劃、李友、郭文貴、馬建的關系，在外人眼中又呈現了一種“因利合，因利離”的景象。令計劃與其妻子穀麗萍，在目前的報道中都被認為是李友及其方正集團的背後“靠山”。但另外一面則是，“盤古會”的郭文貴和馬建，雖然看似與與李友的方正集團勢成水火，但是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李友、原執行總裁餘麗也常出現在盤古大觀的飯局上。李友及下屬曾多次登上郭的豪華遊輪，甚至偶爾還入住郭在港的豪宅。”
這些報道細節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如果郭文貴和李友的合作能夠繼續下去，就不排除令計劃旗下的“西山會”與馬建、郭文貴的“盤古會”出現“合流”的可能性。一方是原中辦主任，山西官員的“龍頭”，另一方是政法系統內部權力極大的國安部副部長，再加上兩個大財團，種種政治、商業能量、人脈或許就會發生更大的化學反應。
政治現代化需打破山頭宗派
“政商中國”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了。政商關系很常見，即便現代國家，也如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企業通常是和某一個或者少數幾個行政官員建立緊密關系，從而獲利。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出現這樣政商勾結的發展趨勢，那么可能陷入一種超穩的暴利性生產結構。“西山會”、“盤古會”正是政商關系不健康發展的後果。
資深媒體人羅昌平曾報道稱，“西山會”出現在十八大之前，作為“黨鞭”的一名主要成員召集了三次拉票飯局，並將范圍擴大至“西山會”以外的旁籍人員。情況若真，那就表明“西山會”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同鄉會，而是徹徹底底的有政治企圖的“山頭”。
3月17日，中國紀檢監察報刊發中國最高法院長周強的文章首次提出周永康、薄熙來兩人從事“非組織政治活動”。此前習近平也多次指出，要把黨的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化紀律剛性約束，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黨內決不容忍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而將這種所謂地方派系，山頭宗派徹底解散，是保證中共組織人事能夠有充足的新鮮血液流入、更新換代的前提，也是確保中國政治能夠真正告別封建政治，走向現代政治的基礎。
而要解決至今可能依舊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幫派”，塑造清明政治。既不能寄希望於政府官員和民企經營者以及國企高官的自律行為，也不能僅靠類似“打黑”等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治理，而是需要建構一套常態化的機制，消除“沒有原則的政治”與“沒有道德的商業”，回歸權力和商業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