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的主管部門當然不樂意給央企高管支付太高的薪酬。早先幾年，財政部對非市場化聘任的中管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就頗有微詞。此次方案中，也做了區別對待，對于市場化招聘的央企高管，仍按照市場化薪酬執行，承認其市場身份。

　　目前A股已公布年報的136家央企上市公司披露的數據顯示，2014年總計向高管發放薪酬10.1億元，同比小幅增長2%。考慮自今年1月1日起，被稱為“限薪令”的《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實施，預計2015年的央企高管薪酬總額會有下降。

　　央企高管的薪酬多是2003年之后漲起來的。一方面是因為央企從三年“脫貧解困”、“抓大放小”的危機中走出來，迎來了經濟增長的黃金十年。企業利潤好了，漲薪也就有理由。另一方面，央企進行了現代公司治理改革、公開上市，薪酬自然也要跟著市場化。以招行原行長馬蔚華為例，歷年年報顯示，2005年稅后薪酬為267.83萬，2006年招行在港上市，薪酬漲至446.18萬，居A股上市銀行行長之首，到2008年已經高達789.28萬。

　　這幾年，受到財政部等機構的約束，央企領導人的薪酬其實一直在下降，只不過下降的幅度遠不如公眾的預期，這才有了此次明文的“限薪令”。那么，央企高管到底該拿多高的薪酬？

　　企業高管的工資是由其稀缺性決定的。正常的企業，高管工資由董事會決定。董事會聘請高管是為了讓其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換而言之，高管把企業的規模做得越大、利潤做得越高，其薪酬總額自然越高。喬布斯可以把快破產的蘋果做成全球市值最高、最能賺錢的IT企業，自然給予再優渥的薪酬也不為過。

　　這些年央企發展得紅紅火火，像四大國有銀行的市值不僅做到國內數一數二，工行更是接連多年蟬聯市值第一大銀行，其負責人的薪酬為什么不能向國外大銀行的高管看齊？

　　但是，央企做得好，和央企高管又有多大關系？以銀行為例，過去的七八年內，賺錢的不止工行一家，所有的銀行都在賺錢，利潤的來源是利率管制環境下確立的“高存貸利差”。銀行股東要感謝的不是銀行高管，而是央行的貨幣政策和銀監會禁止市場準入的政策。石油、鋼鐵、鐵建、電信同樣如此，它們要么能拿到低息、充足的貸款，要么是處于壟斷的溫室里，在這種環境下躺著都能賺錢。

　　很明顯，央企利潤的來源不是管理效率、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是管制帶來的經濟尋租套現。這種情況下，央企的主管部門當然不樂意給央企高管支付太高的薪酬。早先幾年，財政部對非市場化聘任的中管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就頗有微詞。此次方案中，也做了區別對待，對于市場化招聘的央企高管，仍按照市場化薪酬執行，承認其市場身份。

　　正常的企業，其利潤來源于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比如在蘋果公司，其獨特的設計、精湛的技術和對消費者心理的洞察幫助他們贏取了消費者的芳心；可是，央企的核心競爭力除了本來巨額的國有資產儲備，還擁有著優渥的政策法規環境以及低成本獲得信貸供給的能力等。這是其他企業難以望其項背的。央企的最大優勢，一言以蔽之，就是“牌照的稀缺”。

　　當然，不可否認，賺錢的央企還是離不開有能力的領導。但我們也看到，在掌握著稀缺資源的情況下，并不是所有的央企都在賺錢。像中鋼集團前負責人黃天文就把中鋼集團做到了破產的邊緣。像這樣拿著巨額薪酬的高管，占據著資源和資金優勢的公司，卻頻頻發生貪腐事件，公司本身也面臨著治理結構無法改善、經營效率低下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限制央企高管的高薪，是保護國有資產的應有之義。

　　聶日明(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