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財長 勞倫斯·薩默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剛剛過去的這個月可能會作為一個歷史性時刻載入史冊，它標志著美國失去了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角色。誠然，美國以前經歷過數段挫折期，很多時候它的行為也算不上多邊主義，比如1971年結束了美元兌換黃金的尼克松沖擊(Nixon shock)。但除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以外，我想不到有任何事件可與以下兩件事的結合相提并論：中國力求建立一個重要的新機構；而從英國開始，美國未能說服幾十個傳統盟友不要參與該機構。

　　這是一場早有預兆的戰略和戰術上的失敗，它應該引來一場有關美國對全球經濟采取什么姿態的全面檢討。隨著中國的經濟規模趕上美國，以及新興市場在全球產出總量中至少占一半份額，全球經濟架構需作出大幅調整。而國內各方的政治壓力使美國的行為變得越來越不正常。

　　美國政府在2009年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進行治理改革，但主要由于右翼的阻撓，美國未能批準改革方案，令其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該改革方案本可以通過補充IMF的資源，提振全球經濟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賦予中國和印度等國與其新的經濟份量更加相稱的投票權份額。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左翼的壓力導致基礎設施項目在通過現有開發銀行融資時處處受限，這些開發銀行作為出資者已逐漸退縮，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現在將基礎設施融資視為它們主要的外部融資需求。

　　鑒于美國不能兌現承諾，而且美國支持的政策阻止其他國家通過現有機構提供或接受資助，中國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的道路是暢通的。在這個倡議提出后，對于在戰術上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姿態是存在爭論空間的。但現在更大的問題是戰略問題。美國領導人應牢記以下三條準則。

　　首先，美國的領導力必須在國內有兩黨的基礎，摒棄嚴重虛偽，并收斂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只要我們的兩個主要政黨仍然一個基本上反對所有貿易協定，另一個不愿資助國際組織，美國就無法影響全球經濟體系的格局。

　　每當美國官員要求其他國家調整政策，然后堅稱自己無法控制美國各州監管機構、獨立機構以及影響深遠的司法行動時，其他國家有充分理由感到郁悶，尤其是在許多外國企業宣稱美國的舉動引發實質性法治問題的情況下。

　　美國領導力的合法性取決于我們能否抵擋住誘惑，不利用它追求美國一國之利，即便這種利益看上去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我們將美元的使用局限于追求某些特定的安全目標，在這方面過于咄咄逼人，我們就不能指望能維持美元在國際體系中至高無上的地位。

　　其次，在國際以及國內政治中，中產階級都應該是擺在第一位的。有時候，主流國際議程一方面是精英們關心的問題，如知識產權、投資保護和監管協調，另一方面是有關全球貧困和子孫后代的道德擔憂，但很少關心中產階級。不為工業化國家里的勞動者階級(以及發展中國家不斷壯大的城市人口)謀福利的政策，從長遠來看不太可能成功。

　　第三，我們的世界或許在朝這樣的方向前進：資本充足，通縮壓力巨大。需求不足的問題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在所有大型工業化國家，市場都不指望2020年的實際利率會比零高出太多，也不指望通脹目標能夠實現。未來的重心必須是促進投資，而非實施緊縮政策。現行體制將調整的責任放在了“借款”國身上。如今世界需要一種對稱的體制，讓“盈余”國也承擔起責任。

　　上述原則只是個開始，還存在許多問題。有全球公共品問題，有在采取行動時拿出當今時代所要求的速度和清晰度的問題，有政府和非政府行為主體之間合作的問題，等等。重要的是，過去一個月的事件將被未來的史學家視為一記及時的警鐘，而非一個時代終結的標志。

　　注：本文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查爾斯?W?艾略特校級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擔任美國財政部長。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