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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欲戴王冠 先承其重

2015-04-09
来源:上海證券報

  □ 袁堂軍

  ■在為亞投行創立點贊的同時,需要靜下心來慎之而大膽地專注于規則制定、運營和治理模式的確立,以充分的準備來應對成立后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和繁雜事務。

  ■繼承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功經驗,并充分考慮被投資國家地區社會和環境影響,追求規范、透明、高效的運營和治理模式理應成為亞投行作為新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使命和責任。

  ■作為一個政府間性質的區域性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毫無例外將主要通過貸款、股權投資、提供擔保等方式為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提供金融支持,其主營業務仍然是作為準商業銀行的基本業務。因此,建設能夠科學反映該區域特征的主權債務評級體系,以及有效撬動民間資本是亞投行成功運營的關鍵,也是亞投行必須面對的兩大難題和挑戰。

  ■亞投行要促進亞洲區域內的跨境債權投資,就需在推動構建各國本地信用評級機構,提升信用評價能力方面付出努力。這要求亞投行應盡快在充分考慮區域內各國的法律制度、商業習俗、財務制度等差異的基礎上,利用互聯網等新技術和新指標建立信用信息公開平臺,突破傳統的歐美信用評級模式,同時借亞洲區域內跨境交易的擴大之勢,推動區域信用評級機構與債券市場的發展。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從去年10月籌建時的21個迅速發展到日前的超過50個,陣容之強大,足以展現其魅力所在。尤其是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陣營的加盟更是帶來多米諾骨牌效應,瞬時讓部分媒體熱情沸騰,褒揚之聲不絕于耳。然而,亞投行的成立除了帶給我們聲譽之外,更多的是隨之而來的使命和責任。欲戴王冠,先承其重。在為亞投行創立點贊的同時,需要靜下心來慎之而大膽地專注于規則制定、運營和治理模式的確立,以充分的準備來應對成立后所面臨的巨大挑戰和繁雜事務。

  肩負建立新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使命

  現今全球性和區域性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并不少見,比如世界銀行、歐洲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等。不可否認,在過去的歲月,世行和亞開行通過政府開發援助等為亞洲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傳統國際金融機構的諸多弊病逐漸體現,主導者成為頑固的守成者,阻礙了機構的結構調整和業務變革。亞洲地區可持續發展是驅動世界經濟振興的重要力量,根據亞開行的測算,到2020年期間,要維持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約8000億美元,而現存的國際金融機構遠遠不能滿足此需求。我國是世行的第三大股東,占6.6%股份,也是亞開行的第三大出資國占6.4%的比例。考慮到改革開放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超過日本,同時還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具備了開拓海外市場并帶動其他亞洲國家一起發展的基礎。然而,受制于已經定型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股權結構,成員國增資渠道不暢,直接影響了亞洲區域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發展。

  可以說,亞投行的成立是傳統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沒有擺脫地緣政治的思維模式和改革惰性的產物,因而承載著打破一家獨大、提高資源整合能力、改善金融效率、創新金融業務的歷史重任。美國和日本所提出的對亞投行未來運營機制以及治理模式的擔憂,與其說是抽象的消極抵抗,不如說是對其自身主導的世行、亞開行等金融機構所存在的弊病的反省。毫無疑問,繼承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功經驗,并充分考慮被投資國家地區社會和環境影響,追求規范、透明、高效的運營和治理模式理應成為亞投行作為新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使命和責任。

  必須面對的兩大難題和挑戰

  作為一個政府間性質的區域性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毫無例外將主要通過貸款、股權投資、提供擔保等方式為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其主營業務仍然是作為準商業銀行的基本業務。可以預計亞投行的主要業務大致分為兩大類:一是針對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主權貸款;二是針對不能提供主權信用擔保的項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關系融資模式。因此,建設能夠科學反映該區域特征的主權債務評級體系,以及有效撬動民間資本是亞投行成功運營的關鍵,也是亞投行必須面對的兩大難題和挑戰。

  首先,在提供主權貸款或者發行長期企業債時,面臨的將是主權債務評級的問題。亞投行是以支援亞太地區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為己任的,而初期鎖定的目標即是“一帶一路”區域的基礎設施項目。按照國際慣例,企業債的信用等級不能高于所在國家主權信用評級。然而,該區域的成員國在目前歐美主導的主權債評級體系中的得分并不高,這可能直接影響到亞投行發行債券的信用等級,而導致市場融資的困難。由于亞洲區域內的信用評級機構等軟性金融基礎設施不足,債券市場至今并不發達,同時“一帶一路”諸國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社會制度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等存在很大的不同,構建統一的信用評級體系十分困難。這也是亞開行等傳統國際金融機構沒有克服的問題,最終導致其在該區域的投融資效率的低下。因此,亞投行要促進亞洲區域內的跨境債權投資,就需在推動構建各國本地信用評級機構,提升信用評價能力方面付出努力。這要求亞投行應盡快在充分考慮區域內各國的法律制度、商業習俗、財務制度等差異的基礎上,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采集、挖掘與建模、可持續性發展測評等新技術和新指標建立信用信息公開平臺,突破傳統的歐美信用評級模式,同時借亞洲區域內跨境交易的擴大之勢,推動區域信用評級機構與債券市場的發展。

  其次,要滿足亞洲地區基礎建設總投資的巨大需求,僅僅依靠公共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如何撬動民間資本至關重要。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亞開行以ASAEN為中心即開始了摸索公私合作的融資模式。迄今經歷了以項目自身的資產和項目未來的收益作為抵押的BOT(建設—經營—轉讓)模式,以及公私共同參與的PPP(公私合作伙伴型)模式兩個階段。前者是一種盡可能地將投資風險轉嫁到私人部門的風險轉移模式。該模式雖然能夠減輕財政負擔,合作方式單純,但由于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需求量大、實施周期很長、收入流不確定等因素導致私人部門負擔過重,而敬而遠之,成功率不高。2005年以后,公私部門共同承擔風險的合作伙伴型PPP模式成為主流,公共部門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財政支出來分擔項目的部分風險。也通過配套成立專項基金進行投融資以保證資金規模,設立信托基金等方式推進金融機構或所在國政府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等。該模式的關鍵是如何確定風險的合理分擔。因此,不僅要對財政承受能力進行測試,也需要對項目的可行性,項目所能提供的服務價值以及消費者的價格承受能力等進行科學的評估,因此操作程序十分復雜,操作程序十分復雜。這也是導致傳統國際金融機構顯得低效的另一個主要原因。而對于宗教社會、文化經濟、法律制度等存在很大差異的“一帶一路”區域諸國,針對不同的項目形成合理的PPP模式將會更加復雜。因此,如何組織大量的不同類型的專業評估機構,培育獨立的第三方評價體系,通過制度設計來保障亞投行實現高效運行,是對亞投行的另一個主要挑戰。

  在熱烈而又圓滿的“集結號”之后,亞投行啟航在即,作為“一帶一路”的融資平臺和探路先鋒,所面臨的課題不可謂不大,也不可謂不難。但從意向初創國的踴躍加盟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我們吹去浮華、專注實務,真正的出彩還在后頭。

  (作者系復旦大學全球投資與貿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李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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