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立
导语：30年后的今天，科技体制改革依然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议题。自去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颁布至今，科技界人士一直在困惑与期待中静候改革“发令枪”的响起。由于尚未出台实施细则，改革将如何落实仍不得而知，改革逻辑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改革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难愈的痼疾，需要探讨的议题仍然很多。
从1985年至今，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2年。在这个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政策走向是“堵死一头，网开一面”。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拨款制度、开放技术市场、调整组织结构、改革人事制度、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到1998年。这时，改革的指导思想开始调整，不光是“面向”“依靠”，还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政策走向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各级政府对科技活动加大财政投入，优化科技投入的结构，推进研究所的制度改革，鼓励各科研机构变为企业，与企业结合，实施技术创新工程等。
第三个阶段从1998年至今。以“科教兴国”为指导思想，政策走向包括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政策措施则包括推进科研机构改革与转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
举国体制的利弊
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一样，均实行计划管理。这一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尤其是在核武器、空间技术和基础科学领域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新业绩。这种倾全国之力集中攻关的做法被称为“举国体制”。该体制的最大优点是能够将有限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动员和集中，解决重大科技课题，如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其缺点是缺少对市场的敏感性及调整的灵活性。目标设定一旦出现偏差，科技体制内便无可行的纠偏机制相协调。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探索未知事业，而这种模式具有理性自负的特点，导致其后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与“举国体制”相对应的是政府不进行干预，而由市场决定科学技术发展轨迹和机制的“市场体制”。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对市场的敏感性和灵活性。其缺点是，由于基础研究成果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市场调节难以发挥作用。而且，如果本国企业相对弱小、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抵御国外公司对本国市场的蚕食。
应该说，在当前世界的主要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是遵循完全的“举国体制”，也没有一个国家是百分之百的“市场体制”。美国更倾向于市场体制，而中国的科技体制含有更多的“举国体制”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用“举国体制”的方法催生重大技术创新并不能跟计划经济划等号。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曾有过由国家主导协力开发半导体技术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先例。
“举国体制”的目标往往是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项目。除具备一定资源外，其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项目的协调机制和遵循科学共同体运行的文化和逻辑。缺乏这两条，“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很难得以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举国体制”取得的成就，比如在航天领域，基本上是在宏观协调更为顺畅的军口。而在民口，“举国体制”所需要的高效有力的协调，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中长期规划实施的核心电子器件、集成电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数控机床、新药创制等十三个重大科技专项，尚未能取得理想结果。
科技体制下三大不平衡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日前指出，虽然中国目前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研发人员数量世界第一和科研经费已超过万亿元。由此可知，中国的科研效率有待提高。而且发展方式的转变对科技提出更高要求，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是中国科技研发投入最快、科技成果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同时却存在三个明显的不平衡。
第一个不平衡是民营和国有机构的不平衡。比如，民营企业专利申请量占到67%，而数百家部属的研究院、设计院，他们专利却少的多。另外，中国的大学专利申请量也有待开发。大学是美国专利主要的提供者，而中国的大学申请专利者却寥寥无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曾经提供过一个统计数据，全世界按照大学申请专利数量排队，前50名中没有中国，美国却有30个大学进入前50名。由此可见，中国大学距离创新性学校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个不平衡反映在进出口贸易中。虽然中国大量出口低端加工产品，但大量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仍然依赖进口。郑新立在2013年曾算过一笔帐，中国每年进口的经济化工产品高达2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芯片高达2000亿美元，那么这4000多亿美元就是2万多亿市场。试想，如果国内企业努力通过创新，用自己产品替代进口产品，占领国内市场。
第三个不平衡是区域不平衡。以国际专利申请量来看，深圳一个城市就占到全国的47%。在科技创新资源上，深圳并不是全国最好的，它没有那么多研究院和好大学，深圳靠得就是科技创新机制。这一点值得内地大城市反思。
追赶策略面临挑战
相比欧美日韩发达国家数十年来的科技领先优势，中国在绝大部分科技领域一直处于追赶状态。无论是汽车，还是电脑及手机等重点领域，目前所谓的国产化更多的是外观设计及配件组装，设备所涉及的核心元器件则主要依靠进口。即使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但也仅限于商业模式的领先。它们在底层基础技术及关键技术方面依然依赖于国外巨头企业的产品及服务。也就是说，除个别例外，中国企业的核心技术仍旧主要依赖国外。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在专利和技术许可等知识产权上的逆差高达100亿美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中国提了几十年，然而由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劳动力、土地及政策红利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绝大部分企业由于科技创新意识不足导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寥寥，技术积累乏善可陈。今天，当制造业的大部分资源红利消退时，企业往往陷入科技创新基础薄弱、产业转型升级迷茫的困境。
有分析表明，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受用的技术追赶及技术模仿策略即将走到尽头，因为当你刚好追上上一轮技术领先者的时候，下一轮的技术变革就已来临。比如当你即将实现PC操作系统国产化时，移动操作系统已经成为主流。而当你还在为移动操作系统国产化努力时，发达国家已经在智能眼镜、可穿戴设备等智能硬件上获得实现市场垄断。从汽车、飞机及PC核心硬件等领域的大量案例得知，技术变革在加速。在技术创新上，一朝的战略缺失，往往导致日后步步受制于人。
科技创新任重道远
早在2012年5月10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教务长斯丹凝指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的科技专家被问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远远落后于西方与日本时，大部分人都提到以下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各种重要研发项目;第二，合格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才短缺;第三，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设备与先进计算能力欠缺。讽刺的是，当如今提起同样的问题时，大多数专家的第一反应却是：第一，在过去几年里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年均增长超过20%，经费充足;第二，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数自1999年来呈跳跃式增长，人才充足;第三，如今中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配套了最尖端的设备。于是，人们会问，那么，到底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哪个环节出了故障?问题根本症结又在哪儿?”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现有科技体制的各个层面都有问题：在宏观层面，主导科技创新的政府机构间缺少协调运作;在中观层面，研究经费分配不公平;在微观层面，对科学家与机构的业绩评估方式不当。这些障碍加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真正迈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球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等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经济开始引领潮流，国内一些阻碍创新的深层次问题也开始显露：如高层次科研领军人物缺乏、科技管理和服务职能相对低效、科教投入长期欠账以及一些落后和保守的人文社会因素等。下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则需要系统地专注解决这些层面的各种问题。我们需要深刻反思30年来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的科技创新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