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必須建立起民主政治體制，擴大政治參與，包括良好法治，以回應大眾的民主訴求，才能保證經濟健康、可持續的增長，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若回應遲鈍，處理不當，就可能出現各種“民主亂象”，即使一時進入高收入國家，也有可能倒退掉入陷阱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在“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表示，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太快進入老齡化社會而引起的。
印象所及，這是中國高官首次認為中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一半對一半。此前，多數學者和政府官員，包括國家領導人談及這個問題時，都對中國跨過這一陷阱保持樂觀。
中等收入陷阱并沒有一個公認的權威定義，它更多是一種對歷史現象的經驗描述。人們現在談中等收入陷阱，多半是引用世行2006年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的說法，指的是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根據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學者們把世界中等水平具體量化為6000-8000美元區間，如果一個國家在其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后，經濟增速顯著下降，遲遲突破不了這個區間，或者時有反復，就稱落入了這個陷阱。
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大大小小一百多個國家，能夠成功跨過這一陷阱，進入發達國家的不多，只有歐美日及東亞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前者主要得益其先發優勢，占有現代化的先機，更兼有殖民條件；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冷戰，享受了冷戰“紅利”。而拉美的阿根廷和東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經常被看作未能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失敗國家。另外，統計也表明，在人口超過一億的大型國家中，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寥寥無幾，多數大國還在該陷阱邊緣掙扎。所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也可用來專指后發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因為先發國家不存在這一問題。
中國去年人均GDP剛好在7000到8000美元之間，而且又是人口超過13億的超大型國家，這種獨特的國情決定了中國能否邁過該陷阱充滿太多懸念，按照常理推斷，過不去很正常，過得去倒有些奇怪，但對中國來說，過不去又極其危險，因為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大現象就是混亂而無序，政治衰敗，社會失序，以中國今日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分化之嚴重，民族矛盾之激烈，以及外部環境之嚴峻，跨不過該陷阱則崛起勢必半途而廢，所以，中國必須跨過去。
客觀地說， 中國具備相當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如高投資率和高儲蓄率，經濟體量大，勞動力素質總體較高，有集中精力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和動員能力；以及國內發展不平衡，貧困人口較多，地區發展差距大等(從發展角度說，這些對促進經濟增長反而有利)。但不利條件或許更多，目前來說，最重要的也許是樓繼偉提到的人口老齡化。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過程，它一般先表現為增長減速，繼而是經濟停滯，再由停滯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而在經濟減速階段，人口老齡化會導致經濟增長減速提前到來，何況中國的老齡化是“未富先老”。另外，教育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等，都會對跨越陷阱形成牽制。
盡管每個國家能否跨越陷阱的具體原因不同，但分析那些成功跨越陷阱和未能跨越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可以找出一些相似的的政策和體制因素。比如，從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看，它們都曾進行過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韓國在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國的推動下，確立了小農制的土地占有和生產模式。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也在上世紀50年代實行了土地改革。正如一些學者所說，小農制模式雖然不利于發展現代大農場，但對于人口稠密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具有可行性，它減少了租佃農，從而維護了農村穩定，使現代化進程不至于因下層動蕩而中斷，同時它也起到了一定的破壞舊社會結構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與一國實行的政治體制有密切關系，后者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國能否跨越陷阱。大體來說，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階段，和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大眾的政治訴求是不一樣的。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般同時也伴隨著民主體制的建立和完善；而那些未遂國家，要么還處于威權統治狀態，要么雖然也建立了民主體制，但民主體制很不完善，時常有反復和倒退，也就是民主的品質不好，給國家帶來動蕩，影響經濟發展。之所以這兩個階段會出現不同的政治訴求，是因為在經濟增長初期，即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過渡階段，物質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為人們要求解決的主要問題，也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而威權政治在穩定政治和社會秩序，排除利益集團干擾，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相對而言要好于民主體制，后者會帶來經濟效率的損失，所以多數國家在這一階段大都選擇威權體制。但是，在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后，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有了較大提高，人們的訴求就轉向要更多的個人權利，主張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引進西式民主，此時，政治體制若不適應大眾的這個訴求，轉向民主政體，還想用威權統治來保證經濟增長的高效，就難免引起民間的對立乃至反抗，轉型過程很可能充滿波折和動蕩，從而阻礙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述過程得到了經驗證實。例如，實行民主政治的印度在經濟發展初期，其增長率就比不過實行威權統治的韓國、新加坡和我國臺灣地區。同是軍人政權國家，在還權于民上慢幾拍的巴西，渡過陷阱的時間也比韓國要慢得多
因此可以說，那些沒有跨過陷阱的國家，一大原因就在于它們達到中等收入階段后，沒有抓住時機，及時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建立民主政治，而依然延續威權統治或軍人統治。像拉美一些國家在上世紀中葉至80年代就曾飽嘗政府頻繁更迭和軍事政變之苦。根據200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這些國家每次發生的社會沖突和政治動蕩，都給國家經濟和家庭結構帶來巨大災難，導致其經濟發展至少倒退10—15年。東南亞的泰國也經常發生兩黨惡斗，引來軍事政變和軍人干政，但由于它還存在泰王體制以及深受佛教影響，民族性格比較平和，雖然沒有像拉美一些國家一樣出現大的社會動蕩，但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也造成很不好的影響。東南亞的另一個國家菲律賓，實行美式民主很早，一段時期經濟發展很快，然而由于腐敗和金元統治，也空有民主形式，一直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為什么在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過渡需要盡快建立并完善民主體制？原因在于，只有在民主體制下，才能解決公平發展問題，改善收入分配，減少社會矛盾，創造更為均衡的發展。在上述拉美東亞等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財富過度集中，利益集團勢力強大，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他們反對在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權力分配等領域進行變革，不能推進符合全社會利益的制度改革，或者把這種變革減少到最低限度，從而，不僅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受到嚴重扭曲，還導致社會沖突不斷，政黨斗爭激烈、政權頻繁更替，政策左右搖擺，民族沖突加劇，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社會分化嚴重。這種情況下，國家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經濟發展也就必然受到極大影響，甚至長期止步不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難以自拔。這一點近年來在臺灣地區也開始顯現。由于民主還不鞏固，黨爭激烈，內耗嚴重，社會處于極化，只問立場不看是非，政府政策常遭民眾反對，效率低下，臺灣近年的經濟發展已大大落后于韓國和新加坡。香港也開始出現此種現象。
這些事例告訴人們，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必須建立起民主政治體制，擴大政治參與，包括良好法治，以回應大眾的民主訴求，才能保證經濟健康、可持續的增長，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若回應遲鈍，處理不當，就可能出現各種“民主亂象”，即使一時進入高收入國家，也有可能倒退掉入陷阱。
總之，對于那些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來說，它們可能錯失發展模式轉換時機，或者難以克服技術創新瓶頸，又或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也許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偏差，但一個共同的體制根源就是沒有建立起良好的保障民眾權利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