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用權“任性”的南昌航空大學原黨委書記王國炎因貪腐落馬，有媒體評其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獸。事實上，近幾年關於校園裏的負面新聞從未間斷過，從大學裏的教授，到中小學的教師，都曾出現過在媒體重要版面上，這也讓人們不禁感歎，曾經以教書育人為天職的老師們究竟是怎么了?
當權力被濫用，對學術的浸透也不可避免。金錢、權力與情色可能讓教師從教書和研究的本職中迷失，讓自己的私欲驅除走責任與職業道德，而本來很純潔的“校園文化”也在被侵蝕，更嚴重的是，它也正在影響著學生。
1、從“教瘦”到“叫獸”：校園文化中的醜聞現象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句話似乎早已經成為了教育工作者們的經典詮釋，教師的責任不僅僅在於傳授知識和解答疑惑，還要教會學生們做人的道理。曾經的教授們因為普遍瘦弱而被戲稱為“教瘦”，然而，近年來的許多新聞裏呈現出的教師卻充滿了負面形象，“教獸”或者“叫獸”等戲謔稱謂的流行也反映出人們對於這種負面形象的某種評價。
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高校反腐已經成為了令人矚目的現象。南昌航空大學原黨委書記王國炎在擔任江西師范大學校長助理等職位時，利用職務便利，在基建工程和人事調整等方面搞錢權和權色交易，最終被立案審查。王國炎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省紀委查辦的第一個在任高校黨委書記違紀違法案件，它不僅對省內高校黨員領導幹部觸動很大，在全國高校和學術界也產生了不小影響。高校與其他政府部門一樣，都可能出現權力的誤用和腐敗問題，而它也不是簡單的個案，可能反映出當下的高校整體生態。當權力被濫用，對學術的浸透也不可避免。金錢、權力與情色可能讓教師從教書和研究的本職中迷失，讓自己的私欲驅除走責任與職業道德。
不久前曝光的餘萬裏案也可以管窺出高校教師的此種問題。餘萬裏原為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因為與同院的女博士留學生的不正當關系致其懷孕而被舉報，並被撤出了教師職務。而在此之前，教育部已經出台了《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並劃出了對高校教師具有警示教育意義的師德禁行行為“紅七條”，而其中之一就是“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 如違反“紅七條”，嚴重者要解除聘用合同或者開除。
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大學教授則是工程師中的工程師。毋庸置疑，在高校教授當中，男教授所占的比例比女教授要大得多。最近幾年，有關教授的醜聞層出不窮，教授潛規則女學生的事情比比皆是，北京大學教授甚至還在雲南騙少女上床。
當然，在高校當中，雖然色狼教授比比皆是，但是強奸女學生的還比較罕見，而在中小學則不同，很多教師都是明目張膽地去強奸或猥褻女學生。有的教授強奸的女學生竟然高達幾十人，足可見得，在今天，中國教師的形象已經集體崩潰，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
從學校醜聞頻出的情況看，在當下的中國各級學校當中，才疏、學淺、德壞的教師比比皆是。倘若將時光回溯到民國和民國以前，這種景象是不可想象的，在以往，可以說要找出一位禽獸教師都難。現在，很多教師對於自己的不檢點行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玩過自己的學生之後還恬不知恥地到處向其他教師炫耀。
曾有廈門大學一位男博士生為了跟大自己18歲的女教授廝守終生，付出了與妻子離婚的慘痛代價，直到驚覺自己只是老師的玩物後才恍然大悟，無奈此時醒悟為時已晚。曾有業內人稱，這位博士生跟女教授的戀情無疑屬於畸形戀，在高校多如牛毛的中國，未被曝光的諸如此類的畸形戀不知道還有多少。
2、從誨人到毀人：探問老師問題根源
2013年底，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因涉嫌受賄被立案偵查，引發了社會對高校招生的種種質疑;去年，廈門大學教授被指誘奸多名女學生;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都曾卷入教授著作抄襲風波。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互聯網使信息傳播日益迅捷的當代社會，這樣的醜聞引發熱議，名校背景功不可沒。名校所以著名，取決於嚴謹的學風、一流的學術研究水平等。其優秀學生出色的職場表現，反過來也增強了學校的社會影響力。那么，名校而今緣何負面消息不絕於耳呢?
從文化的角度觀照，價值觀中對“勝”的過度強調，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論中國的“勝者為王敗者寇”，還是在日本失敗者自殺的傳統，對未成功者的認可、接納度有限，是共同之處。換言之，若非成功，很難得到更多的機會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此種價值觀固然不乏促使人奮發上進的積極意義，但過於看重成功，並將之與各種利益掛鉤，則難免適得其反。
現有懲處措施難以切實奏效，也導致了醜聞層出不窮。蔡榮生因受賄數額巨大，在持假護照外逃時被抓，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後被正式逮捕，其他涉事者受到嚴厲處罰的，恐怕少之又少。
此外，社會環境的改變也難辭其咎。高校不是絕緣體，在浮躁、急近功利的時代，自然無法徹底抗拒各種不良風氣的侵蝕。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會出現拉關系托人情、教授兼職走穴、學生學業荒廢等。盡管很難用法律的尺度評判，但這些非正常現象賴以存在的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實乃醜聞滋生的溫床。
3、遏制校園腐敗得下“猛藥”
“多辦一所學校，就可少建一座監獄”是雨果的名言。這一名言現在看來已失去現實印證的普遍性，因為一些學校管理者已經在自己管轄的學校與監獄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把教育變成了反面教育。
為什么一些高校的相關人員會墮落到這種地步?這顯然與我們的教育體系和權力機制有關。高度行政化的大學體系，使教學、研究和學術成為行政的陪襯，成為行政的注腳和延伸。教師一旦當上了校官，就獲得了招生、評職稱、攬課題、拿科研經費等絕對優先權。而在正規大學，科研、課題和職稱則恰恰是“校官”的前提條件。
遏制校園腐敗，特別是科研腐敗，必須打破行政主導和部門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構建公開透明的國家科研資源管理和項目評價機制。
同時，要改變目前的財務報銷制度，尊重科研人員的勞動，對科研補貼做出明確規定，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實行首席科學家制度，讓他們掌握獨立支配科研經費的權利，並將經費使用情況和研究成果公之於眾，接受公眾的監督。
盡管教育部已經意識到高校腐敗的嚴重性，派出各種調查評估小組到各地高校檢查廉政建設情況，但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當務之急，應當是加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學校是社會良知的源頭和源泉。這一源頭一旦受到汙染，就會陷社會良知於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