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5月14日電 免試入讀重點大學的“保送生”,在多少人眼中有著莫大的光環,但在一些學生、老師和家長的心中,也不乏百感交集的嘆息。
盡管教育部要求收緊“保送生”推薦名額,但全國“保送生”的總量仍然比較大。記者在多個省市調查發現,由于存在自我裁量甚至暗箱操作空間,加上相關信息透明度低,以及高校面試存在“走過場”等原因,一些特殊群體將“保送生”渠道異化成為子女升學“捷徑”的狀況依然讓人憂心忡忡。
某高校10年“保送生”多為廳級領導子女
這是記者采訪中一些令人憂心的事實:
南方一所高校相關領導向記者透露,該校梳理總結10年“保送生”情況時發現,絕大多數“保送生”為廳局級領導干部的子女;
在中部某省的2014年“保送生”中,幾名廳級領導干部的孩子赫然其列;
廣東一名落馬副省級干部子女被曝憑借一項科技發明獎造假獲得重點大學的保送資格……
東北大學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坦言:“我們發現很多招上來的省優生,并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么優秀,從學生資料看,他們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中學校長可能也難抵壓力。”
旨在為優秀學生提供免試入讀重點大學的“保送生”制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頻頻曝出徇私舞弊、弄虛作假的案例。例如,前兩年憑信息競賽省級一等獎獲推薦保送的學生在高校測試時竟有一半不掌握相關知識,近三分之一不敢參加測試;還有憑借省級三好學生獲保送資格的學生,就讀后被人舉報其三好學生資格不是在他就讀的中學獲得的。
南方兩所高校對近年“保送生”跟蹤調查發現,這些學生在學科特長、創新能力、組織才能、社團活動等方面并未顯示過人之處,有的在學習成績上反而不如高考生。
從2014年開始,根據教育部要求,全國保送生人數銳減。其中奧林匹克競賽類保送生僅保留了高中階段獲得全國五科奧賽決賽一等獎并入選國際奧賽國家隊集訓的學生。因此,競賽類保送生從2013年的7000多人,減少到2014年的260人左右。
記者登錄教育部陽光高考信息平臺,根據已公示的名單,2015年全國具有保送生資格的考生有3212人,其中省級優秀學生442人,外國語學校推薦生2520人,國際五項學科奧林匹克競賽國家集訓隊員250人。
除對退役運動員和公安英烈子女的照顧性政策外,“保送生”已壓縮為獲得國家級奧賽一等獎并被遴選為國際奧賽國家隊集訓、省級優秀學生、經教育部批準的16所外國語中學推薦的外語類“保送生”。然而,省優生、外語類“保送生”和退役運動員仍有較大空間。以山東省為例,2015年保送生346人,其中省級優秀學生115人,外國語學校推薦保送生220人,兩類保送生占據了絕大多數名額。
三道關口,奈何步步失守
部分教育界人士認為,“保送生”制度的漏洞明顯,存在人為的操作空間:
一是推薦環節。省級優秀學生保送資格遴選標準不一,有的憑成績,有的看綜合素質,但兩者都可以“操作”。
一位高中老師分析,如果看成績,一般參考的是年級統考成績,由于校內出題,有的人可以事先拿到題目。
遼寧省教育廳一位退休領導說,如果看綜合素質,學習成績只要過得去就行,其人為因素更多,包括班主任的評價、校長的評價、社會政治背景等。有的家長會從初中開始就通過校長、老師讓孩子當學生干部,獲得相應的評價和榮譽,為“保送生”積累“資本”。
二是公示環節。很多“保送生”的產生都是內部討論,公示也是走過場。
遼寧沈陽一位高中班主任告訴記者,保送名額由教育廳分配給學校,推薦哪個學生是學校說了算,一般也就是校長、學生處、團委少數幾個人定,然后校內公示。
至于外語類的“保送生”,也因信息公開不夠受到質疑。在湖北,唯一獲得推薦外語類“保送生”資格的武漢外國語學校,2014年公示了150名語言類“保送生”名單,但個人信息中只有姓名,沒有顯示考生成績和其他符合推薦資格的說明。
廣東省教育考試院副院長黃友文說,由于評審標準和程序不向社會公開,省級五科競賽獎“保送生”亂象頻出:集體獲獎項目“亂搭車”,父親組織比賽兒子拿獎,把老師的發明創造拿去參評等,雖然已被叫停,但要引起警惕。
三是審核環節。果真嚴格把關,“保送生”成績的真偽,高校一經測試即可驗證。
一位高校招生辦負責人說,有時明知這些“保送生”就是官宦子弟,資質平平,根本考不上重點院校,但是有人多次打招呼,并稱以保送名額換科研經費投入,結果高校只好“放水”。
沒有信息“真”公開,“亂”是必然的結果
鑒于“保送生”制度執行中暴露出的眾多漏洞,一些教育界人士認為,“保送生”推薦仍需減少名額、提高門檻。
知名奧數“金牌教練”、復旦附中數學教師汪杰良說,我支持保送項目的精簡,過去很多靠奧數成績保送的學生到了大學再也不碰奧數,甚至非常痛恨數學。學習的動機容易出現問題,更會削弱孩子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全面汲取。我們一定要有好的政策設計,將學生特長培養同功利性加分、保送區分開來。
“信息公開不應走過場,應保證核心信息公開的充分性,這樣才能讓公眾有效地參與監督過程。”華中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范先佐表示,招生信息“短斤少兩”,會降低社會監督的有效性,不僅會引起公眾質疑,還會對制度造成傷害。
長江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張才生說,“外校”保送具有特定的時代背景--上世紀80年代,國家改革開放急需外語人才,保送成為人才的“綠色通道”。隨著外語教育的普及和外語專業人才的增多,減少直至取消“外校”保送只是時間問題。
黃友文說,取消部分保送項目是可行的,但沒有取消的保送項目一定要公開透明,向社會全程披露招考各階段的信息,接受社會的監督。(記者鄭天虹 王瑩 廖君 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