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鵬

　　根據中國社科院近日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3》，深圳取代香港躍居綜合經濟競爭力榜首。因被內地趕超而引發“酸葡萄”心理，常被用來解釋部分港人近年來對來港陸客的不友好，有人將其稱為“港人心態”。其實，“港人心態”遠非這般狹隘，其內涵在過去百年中多次變化，深刻體現著歷史大勢的演變。總結起來，它受兩個主要變量影響：一是內地對港移民的潮起潮落，二是陸港兩地歷史中心坐標的風雨變化。

　　香港自開埠以來先后經歷三次大的移民潮，即20世紀初的20年、新中國成立后和“文革”之后。在此期間，港人對內地移民的態度不斷變化，從最初將內地來客看做“難胞”，到后來視為“新移民”甚至“非法移民”。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香港經濟蓬勃發展、拉大與內地差距后，“港人意識”開始形成。港府一度實施的“抵壘”政策（即非法入境者若能成功抵達市區并見到香港親人，便可合法留港），也在內地改革開放后取消，移民大潮落幕。

　　某種意義上講，香港的發展和“港人心態”與內地移民潮息息相關。通過數次移民潮，香港吸納眾多內地精英，完成了香港經濟和“港人意識”的塑造。新舊內地移民不僅是香港經濟崛起的基礎，也是“香港精神”的主體。“香港精神”曾是華人社會奮斗的寫照，它本質上就是內地新移民精神，20世紀80年代在香港崛起的多數企業家都是早期內地移民。“抵壘”移民政策的取消關閉了“香港精神”的來源，“移民-精英”動力機制的消失使香港的企業家精神衰退，同時移民后裔的本土意識開始上升。現在看來，移民政策走向大大改變了香港社會結構。一定意義上講，今天少數港人的抱怨與狹隘，遠離了“香港精神”，可視為百年移民大潮退潮后的一個反映。

　　影響“港人心態”的第二大變量是歷史中心坐標的轉變。歷史上，中國多數時候都是亞洲的中心，遵從統一、集中的政治思想和儒教精神文明。在香港成為殖民地后，中國內地的中心地位遭到沖擊和弱化。香港注重民間網絡經濟的商業模式，有別于中國的傳統，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后陸港經濟發展績效的差異，更加劇了香港對“中心”的離心力。在此過程中，香港憑借經濟優勢一直處于歷史發展坐標的高位，因此港人總能從容吸納內地新進精英，也總是占據文化道德高地定義陸港民間關系。

　　但現在，歷史坐標重新反轉。隨著內地經濟快速崛起以及制度優越性被廣泛認可，中國重回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如今，南下移民潮已由“被攔截”變成自然退潮，港人北上創業的夢想與潮流方興未艾。回顧歷史，“勢”的轉換一直塑造和改變著“港人心態”。面對新的歷史形勢，少數香港人如果不能跟上變化，就會形成消極情緒，傷及自身和整個香港。當然，內地民眾也要給予“港人心態”足夠的寬容和轉化時間。歷史大勢終究不可逆轉，陸港兩地的融合與包容雖磕磕碰碰，但勢不可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