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應當盡快研究價格體系改革，在完善國有企業監管體制、實現國有企業重組合并的基礎之上，大幅度地降低國有壟斷能源資源交通運輸和通信價格，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自從中國財政部長在清華大學演講時使用“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以來，學術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部分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生產力要素配置的問題，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之后，如果不能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那么，生產力發展就會處于停滯狀態，整個國家就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生產關系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經濟收入總體達到中等水平，但是，收入分配體制不合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那么，這個國家就會出現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種客觀描述，它旨在說明一些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之后出現經濟停滯的狀態，一些人將這種狀態概括為東南亞模式和拉丁美洲模式。上個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先后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這些國家很快陷入經濟停滯狀態，有的甚至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倒退現象。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的時候，既要考慮到現實的普遍性，同時也要考慮到歷史的特殊性，不能把特定時期分析少數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中等收入陷阱只不過是一些經濟學家在描述部分國家經濟社會狀況時所使用的一個概念，但很遺憾的是，這個概念在中國被無限擴大化了。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個經濟規律，當然也不是一個政治規律，它只不過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西方經濟學家對一些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問題進行的客觀描述而已。中國的決策者既要充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原因，盡可能地避免出現類似的情形，同時又要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盡可能地找到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千萬不能一方面強調道路自信，可是另一方面，卻把西方一些經濟學家描述某些國家經濟現象的概念作為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基本假定，盲目照抄照搬西方一些經濟學家提供的經驗。

　　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既是一個經濟增長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社會分配問題，甚至還包括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必須統籌兼顧，必須充分考慮到各種不利的因素，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多管齊下，對癥下藥。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央政府已經意識到傳統的增長模式不能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形態和經濟發展動力，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經濟穩定增長。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決策者應當充分意識到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發展的反作用。通過加快生產關系的改革，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與此同時，決策者還必須注重上層建筑的改革，必須把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結合起來，努力形成尊重勞動的社會氛圍，讓每一個勞動者都成為創新的主體，讓每一個公民都成為國家發展的主人翁，因為只有這樣，整個社會才能產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的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假如單兵突進，在改革的過程中只注重經濟改革，而沒有全面深化改革，那么，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中國改革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充分說明，改革必須充分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中央制定的各項改革政策必須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獲得感。這既是改革的強大動力，同時又是中國改革的終極目標。

　　當前我國生產力改革與生產關系改革不相匹配，經濟體制改革與上層建筑領域改革不相吻合。在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筆者的觀點是，促進我國社會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必須盡快實現社會資源共享，逐步改革行政主導的資源配置模式，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過去每當中國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政府總是習慣于運用財政稅收金融貨幣政策工具刺激經濟的發展。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是調節市場經濟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頻繁地使用，必然會導致市場在資源的配置過程中處于被動的狀態。政府應當學會休養生息，減少財政稅收和金融貨幣干預，只有這樣才能讓市場主體充分利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政府應當把握大局，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千萬不能越俎代庖，如果為了促進經濟的增長而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那么必然會導致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被扭曲。

　　中央政府應當樹立這樣的觀念，那就是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是為了改變資源配置的結構而不是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中央政府應該考慮減少金融領域的資本利潤率，讓大量資金進入中國的實體經濟，促進中國經濟健康成長。中國的財政稅收政策必須圍繞著中國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發揮作用，千萬不能讓中國的財政稅收和金融貨幣政策成為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催化劑。如果為了加快經濟的增長而鼓勵虛擬經濟的發展，那么中國經濟很快就會出現嚴重失衡的局面。中央政府應當審時度勢，應當在穩定中國經濟增長方面制定更加可靠的宏觀調控政策，千萬不能制造虛假繁榮景象。

　　第二、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已經使中國的收入分配體系發生巨大的變化，實現社會均衡發展應該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一些中等收入國家之所以出現嚴重的社會動亂，根本原因就在于，整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發展趨勢。中央政府應當盡快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大規模地減輕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與此同時，應當對資本市場的資本所得征收資本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改變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現象。

　　當前中國勞動者受到的損害是多方面的，工資收入的不合理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不合理的貨幣政策以及不合理的稅收政策，都會增加勞動者的不安全感。中央政府應當及時出臺相關政策，減輕勞動者的財政稅收和貨幣政策負擔，這樣才能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

　　第三、中國要素資源價格的不合理已經深刻地影響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速度，必須在調整要素資源價格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要素資源合理配置體系。當前我國絕大多數重要的能源資源和運輸通信行業實行的是政府定價，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相互掣肘，使得中國重要能源資源和運輸通信價格出現了國內外市場倒掛的現象。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盡快制定專項的法律規范，明確要求重要能源資源和運輸通信價格透明化，通過降低企業成本，促進國內市場繁榮。如果繼續遷就少數能源資源壟斷企業，維持現有的價格不變，那么，中國的資源要素配置將會更加不合理。

　　如果不采取措施降低我國電力、交通運輸、通信等領域的價格，中國產品將會徹底失去競爭力。當前我國重要能源資源交通運輸和通信行業價格已經遠遠高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對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極為不利，對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利益極為不利。應當盡快啟動價格改革機制，通過精簡合并相關的機構和企業，大幅度降低能源資源和交通運輸通信行業的價格，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經濟恢復活力，才能讓中國的經濟保持穩定增長的勢頭。

　　總而言之，改變傳統的政府投資經濟發展模式，避免虛擬經濟損害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應成為中央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改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體系，盡快征收資本利得稅，確保勞動者的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逐步提高，應當成為中央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中央政府應當盡快研究價格體系改革，在完善國有企業監管體制、實現國有企業重組合并的基礎之上，大幅度地降低國有壟斷能源資源交通運輸和通信價格，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注入強勁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