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昨日開始，一個由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率領的3000人的觀光團抵達中國。觀光團將訪問廣州、北京及大連等地，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中國財經界相關人士舉行交流會。另外，訪華團還「有可能」受到習近平主席的接見。這個三千人的觀光團，不禁讓人聯想起1984年的日本「三千青年訪華團」。不過，這兩個訪華團除了人數相若外，其他方面卻少有相同處。比較一下二者的差異，可以看出中日關系中的某些深層次問題。

      1984：華對兩國關系比日更熱切

　　與這次三千人訪華團是日本自發的旅游觀光活動不同，1984年的那次，是中國政府盛情相邀下的正式外交活動。其緣起是，1983年11月26日，正在日本訪問的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東京的NHK大廳對四千多名日本青年發表演講，宣布中國將邀請三千名日本青年到中國參觀訪問。此言一出，四座皆驚。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后來回憶說：「當時我以為聽錯了，以為是三百人，結果是三千人，真是大吃一驚，這真不愧為中國宏大的氣魄。」

　　事實上，此前中方曾設想過更大的手筆，擬把訪華團規模定為一萬人甚至三萬人。只是后來發現實在沒有能力接待如此龐大的團隊才作罷。中方為了顯示熱情和誠意，特地派出專人和專機去日本接人。中國民航不夠用，又包下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全部費用都由中方承擔。在京期間，中國政府在人民大會黨舉行招待宴會，參加人數高達5000多人，創下人民大會堂宴會規模之最。龐大的訪華團有200多個小分團，光是翻譯就需要200多人，中國政府調用了幾乎全國所有的日語翻譯人才。

　　相對於中方的高度重視，當時的日本卻顯得有些漫不經心。日方竟沒有成立一個統一機構，負責選拔訪華人員。無奈之下，中方只好直接向日本的二百多個團體和機構發出邀請。不僅如此，日本政府還對中方抱有戒心，擔心中方給訪華團洗腦，所以提出要在每個分團里配了一名警察。即便如此，中方也同意了。原因很簡單，彼時中國對發展中日關系的願望明顯要比日方更急迫、更熱切。

        2015：日屢倒行逆施讓華心灰意冷

　　今年的觀光團規模跟1984年那次人數相若，但性質卻完全不一樣了。這次觀光團是日本主動發起的，日方自來自去，一切費用自理。中方雖有相應的接待，但規格與熱情程度都跟那次不可同日而語了。以媒體反應為例，1984年時中國媒體對訪華團予以了鋪天蓋地的報道，而這次媒體只是發條消息而已。訪華團性質及中方接待方式轉變的背后，是兩國心態的互易。

　　1984年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亟需來自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而日本在經濟、技術與管理上都是高度發達，地理上與中國一衣帶水，歷史人文上又同屬儒家文化圈，外交上也與中國有著諸多共同的利益，這一切都使中國對發展中日關系抱有極高的熱情和動力。如今，一方面，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日本，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資金、技術與管理經驗已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中日關系由於日本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的屢屢倒行逆施而陷入了僵局。在此情況下，中國對兩國關系的態度已由原先的滿腔熱忱，轉變為心灰意冷、順其自然。

　　反過來，日本不但在經濟上長期陷入低迷難以自拔，而且外交上也是四面楚歌，與鄰國的關系均不和睦。在此情況下，日本與中國打交道時的底氣明顯不足。近年來，凡是能促成中日關系突破僵局的外交活動，比如首腦會晤，日本都是極力促成。這次特地組建三千人的觀光團來華，也是意在讓人們重溫八十年代三千日本青年訪華時中日關系的熱度，從而助推中日關系進一步轉暖。

　　日本發展中日關系的良苦用心固然值得肯定，但日本更應清楚的是，改善中日關系的關鍵是要有實質性舉措，比如在歷史和釣魚島問題上展現靈活和友善姿態，而不能僅靠政府或民間交往這樣的外交手段。

        香港商報評論員 余永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