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總有這樣一種不應該有的感覺：每當國內外學者談論拉美時，常把拉美當作一種反面教材。“拉美病”“拉美化”“拉美現象”“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均收入1000美元門檻”等莫名其妙的提法，都把拉美當作失敗的典型。

　　在一次關於拉美的學術報告會上，一位德國學者說了許多拉美的這個缺點和那個問題。我問他：“拉美有沒有好的?”他思考了一會兒說：“拉美人在追求政治民主方面的願望較為強烈。”這位德國學者可能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前拉美人如何反抗軍政府統治以及如何迫使軍人“還政於民”。

　　其實，拉美有許多令人驕傲之處，有許多方面是很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模仿、借鑒和取經的。

　　早在1947年，阿根廷科學家貝納爾多·阿爾韋托·奧塞就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自那時以來，拉美已有十多人獲得了諾貝爾獎。

　　拉美國家用於研究與開發的資金不多，但在一些領域卻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古巴的生物制藥技術以及巴西的飛機制造技術和生物能源技術在國際上處於公認的領先地位。

　　拉美的貧富懸殊確實很嚴重，但貧困人口在減少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根據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在2014年8月發表的報告，在2000年至2012年期間，拉美的貧困率從 42%下降到25%。這一下降是來之不易的。拉美貧困率的下降也充分說明，拉美國家實施的經濟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說拉美是“重災區”是欠妥的。

　　大約2500年前，孔子在《禮記·禮運篇》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據說這是國際上最早闡明“社會保障”一詞含義的文字。早在20世紀初，拉美與歐洲就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智利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曾經是許多國家研究和模仿的對象。我曾在智利總統府前的廣場上遇到國內某省的一位副省長帶領十多人漂洋過海，到智利去考察社會保障制度。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都公布“人類發展指數”，以反映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教育、死亡率和預期壽命等指標都被納入這一指數。2013年，拉美的這一指數為0.74，高於東亞、中亞、南亞、中東和非洲。

　　拉美人提出的不少理論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除了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的“發展主義”理論和秘魯神學家古斯塔沃·古鐵雷斯的“解放神學”以外，阿根廷政治學家卡洛斯·埃斯庫德的“外圍現實主義理論”、巴西前總統費爾南多·卡多佐的“依附性發展論”、巴西社會學家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論”都在國際學術界享有較高的地位。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進程中，拉美也有毋庸置疑的建樹。例如，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前，拉美就有了共產主義運動的萌芽。巴西的共產黨成立於1922年，僅僅比中國共產黨晚一年。圭亞那曾嘗試過“合作社會主義”，牙買加曾推行過“民主社會主義”。委內瑞拉總統前查韋斯和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提出的“21世紀社會主義”以及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提出的“社群社會主義”，也都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最後還應該指出的是，拉美人的社會公德水平不低。在我去過的拉美城鄉，“辦證”之類的“牛皮癬”廣告不多見，也很少看到行人隨意丟棄垃圾或隨地吐痰。拉美人還懂得，隨意按汽車喇叭是一種不禮貌的霸道行為。

　　總之，我們千萬不要貶低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