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舉行的低調開業儀式並不能阻擋西方媒體對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的濃濃醋意。英國《金融時報》一篇報道盡管行文並無奇特之處，但冠以“新開發銀行挑戰主流(國際金融)機構”(New Brics Bank in Shanghai to Challenge Major Institutions)的標題仍很具有眼球效應。而一些西方輿論也持有類似的觀點，認為這是對美國主導的現有金融體系的挑戰。

　　這種挑戰從何而來?西方的擔心很可能並非僅僅針對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而是接踵而至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以及中國身後一些仍未知曉卻有意准備上路的類似國際機構。盡管中國領導人在許多國際場合直言不諱地強調諸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機構設立是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有益補充，而並非挑戰，但不少西方人士至少在目前依然無法看清或者無法理解中國在這方面努力的真正意圖。

　　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們或許可以從美國智庫學者劉亞偉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些端倪。他在文章中寫道，美國“主流”智庫在對中國和中美關系這兩個主要問題上的看法大致趨於一致，認為中國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12年前後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遵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和跟美國搞好關系;但自2012以來，這個延續多年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經改變。

　　美國智庫這種對中美關系以及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判斷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輿論界。在他們看來，中國成立諸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類似機構與中國外交風格的轉變有關，甚至可以將其與中國南海局勢聯系起來，在某種程度上自我印證了所謂的韜光養晦政策不再延續。

　　這種思維方式構成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巨大誤解。“韜光養晦”在指導中國外交實踐中從來沒有“單獨”存在過。“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是作為中國外交指導方針一體兩翼而存在的。而2012年以來中國外交大力倡導要“奮發有為”，這其實應該被視為是“有所作為”的升級版，而並沒有取代“韜光養晦”。

　　中國堅持“韜光養晦”，一方面承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受惠於現有國際體系，這個進程至今並未中斷;另一方面，中國在綜合實力上依舊處於美國的下方，沒有挑戰當前世界秩序的任何意圖，同時也並不認可某種輿論所宣揚的與美國形成所謂的G2世界治理模式。然而，當前的國際秩序並非完全公平合理，國際治理存在有不少嚴重缺陷，這是當年鄧小平所提中國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也是今天中國在綜合實力大幅躍升之後可以“奮發有為”的地方。

　　具體來從金融層面說，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對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越來越難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強烈需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首任行長卡馬特對此有充分認識，他認為傳統的開發貸款往往過於死板，不靈活而且緩慢。從借款國的視角來看，這些特點成為巨大的增長阻礙。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並沒有試圖改革逐漸落後於時代的國際金融體系，不少發展中國家對此深感失望。

　　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大力支持南北對話與南南合作，但近三十年來，由於缺乏合適的承載機制與機構，南北對話並非順暢，南南合作效果不彰。與此同時，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各國之間缺乏互信，也無法形成對世界治理從理念到行動的廣泛共識。當中國的實力和能力逐步走到了某種溝通和協調的世界角色，無論是倡議並設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還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中國在金融領域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一種嘗試和探索，為南北對話與南南合作搭建一座橋梁，創造一種新的模式。

　　因此，西方不必對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有過多和過度聯想，而需要對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有一個重新的思考認知，不能依靠猜測和碎片化的信息幻想出事實上並不存在的中國行為模式，這不僅會對中國產生巨大誤判，也會給自身帶來損害。　(作者：高望)